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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报业志概述
    • 时间:2010-12-01 来源: 作者:
    •   辽宁报业始于近代,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至1985年间,据已查到的资料,先后出版的各种类型报纸约700种左右(其中近代68种、现代280种、当代351种以上),其中1949-1985年公开发行的报纸190种。87年间,辽宁报业的发展经历了复杂曲折的过程。


        一


        辽宁地处关外,社会文化较关内大城市与南方沿海地区发展缓慢,因而报纸出现也较晚。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作为官府用以传知朝政文书抄本和政治情报的邸报,早在隋唐时期便诞生了。辽、金、清建都东北和辽宁,也都有自己的邸报,又名官报。清入关后,官报改名为京报,又称塘报、驿报,飞马传送。据史料记载,京报传到奉天需7天时间。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张锡銮任奉天(沈阳)巡警总办总揽军政大权时,把“辕门抄”(又称“辕门公告”)张贴在将军辕门外的木牌上,三五日或七八日便换一次,内容是公布清廷和地方官衙的法令政策、人事更动等,可谓报纸的雏形。
        辽宁近现代报纸是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而发生和发展的。中日甲午战争后,沙皇俄国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侵占了旅顺和大连,光绪二十五年,沙俄总督府在旅顺创办了俄文报纸《新边疆报》,主编为沙俄太平洋舰队的检查长、陆军中校阿尔泰米耶夫。此报始以简报形式出版,至光绪二十六年才成为正式报纸,每周3期,发行千余份。刊登内容以沙俄官方告示、法规、命令和“关东州”及远东各地的时事为主,兼载清政府及其与日本有关的新闻;新闻内容需经沙俄殖民当局审阅后方可发布。《新边疆报》是殖民者在旅大地区发行的首张推行殖民文化的报纸,也是辽宁地区出现的第一种报纸。营口是东北与关内沿海城市通商最早的商埠,咸丰十一年(1861年)《中英天津条约》签订后被迫开放,成为帝国主义列强进入东北的南大门。日本人在营口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秋创刊《营口新闻》,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在辽宁出版的第一种报纸,被日本人称之为“满洲新闻界的先驱”,半年后便因日俄战争爆发而废刊。光绪三十一年,营口的《满洲日报》是日本人在辽宁创办的第二种报纸,主办人中岛真雄按照营口军政署的要求,同时使用日文、中文和英文出版。一种报纸使用3种文字出版,开辽宁报业之先河。
        光绪三十年,日俄战争中沙俄战败。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七日(1905年9月5日),日俄双方签订了《朴茨茅斯条约》,日本取代沙俄侵占了旅顺和大连。日本帝国主义在大连建立殖民统治行政和军事机构的同时,设置了新闻宣传机构。同年十月初三日(10月25日),由日本辽东守备司令部批示,创办旅大地区第一份日文报纸《辽东新报》,翌年改为日文与中文版。从光绪末年至宣统年间,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日文报纸和日本人办的中文报纸,从辽东半岛南端逐渐北移,仅在辽宁就有10余种。奉天(今沈阳)的《盛京时报》和大连的《泰东日报》最具代表性。光绪三十二年九月初一(10月18日),日人中岛真雄以“联络中日邦交,开通民智”为招牌,在奉天创办了《盛京时报》。此报从创办到民国33年(1944年)9月改为《康德新闻》奉天版,历时38年,是旧中国辽宁办报时间最长的一家中文报纸。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初十日(1908年11月3日),由中国的工商界组织大连华商公议会发起、由中国商人集资创办的中文报纸《泰东日报》,直到1945年10月上旬才停刊。
        为了抵制帝国主义殖民文化入侵,中国一些有识之士、社会团体和地方机关也开始创办报纸。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奉天学务处创办了《东三省公报》;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奉天商务会创办了《东三省日报》;同年营口商务会创办了《营商日报》;宣统元年(1909年)营口商人创办了《亚东报》等。同年2月21日,具有爱国思想、热心公众事业、主张政治维新的知名人士张兆麟在奉天创办了《醒时白话报》,他倡导的办报宗旨是:“改良社会,开通民智,提倡教育,振兴实业。”此报创办30多年中,在宣传爱国思想、传播文化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影响和贡献,连日本人也承认此报在群众中有感召力,是“排日先锋”。这些报纸开创了中国人的报业,打破了清末俄、日帝国主义垄断辽宁报业的局面。


        二


        中华民国成立后,辽宁地区具有民主革命思想的知识分子认识到报纸是制造舆论的重要工具,在“将图国民之事业,不可不造国民之舆论”的思想指导下,国人办报迅速发展。民国元年(1912年)后,沈阳有报纸十六七种之多;20世纪初至20年代末,营口出版报纸7种。此时期辽宁地区的报纸大体可分为4类,即地方机关或社团(教育会、青年会等)办的报纸、革命党人办的报纸、私人办的报纸、日本人办的报纸。这几类报纸的性质不同,其主张、言论、态度也各不相同。地方机关和社团办的报纸(如《奉天公报》和《东三省公报》),是以维护地方治安和自身利益为宗旨;革命党人办的报纸(如《大中公报》)是宣传共和思想,号召大众起来推翻封建王朝;私人办的报纸(如张兆麟办的《醒时白话报》,1921年2月21日改为《醒时报》)是受新文化运动思潮影响的产物;而日本人办的报纸(如《盛京时报》、《泰东日报》等)名义上宣传所谓“联络中日邦交,开通民智”,实际是以文化侵略为目的,包藏着蓄谋吞并东北之野心。
        民国6年(1917年),俄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后,辽宁地区广大爱国知识分子深刻意识到唤起民众、广开舆论的重要。特别是民国10年(1921年)以后,马列主义开始在东北大地传播,当时许多共产党员被党组织派到报馆工作,例如共产党员苏子元、李笛晨、李郁阶、周东郊等,先后到《东北商工日报》(原名《奉天商报》)、《新民晚报》等报社任编辑,以合法身份利用旧军阀和日本侵略者的矛盾,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同时也给报纸接触新思想、新文化、新科学创造了机会。报界知名人士傅立鱼,利用与《泰东日报》社长金子平吉的关系,曾担任过《泰东日报》的编辑长,在报纸上公开介绍过列宁和俄国十月革命等情况。民国12年(1923年),革命先烈关向应曾在铁岭创办过《铁岭日报》,虽然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但在当时的知识界产生了较深的影响。这一时期,一些报纸开宗明义,公开宣传自己的办报宗旨。民国11年(1922年)由东三省民治促进会创办的《东三省民报》,申明大力弘扬三民主义精神,注重社会问题,提倡国有文化。从民国13年开始,该报不断揭露日本侵华罪行,反对日本文化侵略。安东的中国民间报人不屈服于日本方面政治与经济压力,于民国12年12月1日创办了《东边时报》,宗旨是“发扬民权,提倡实业,振兴教育,援助外交”。
        民国16年(1927年)后,中国处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色政权不断冲破白色恐怖的包围,社会上宣传革命与民主进步思想有如星火燎原向四方扩展。在这种形势下,辽宁地区的报业有了进一步发展。许多有影响的报纸,例如《平民日报》、《新民晚报》、《东北民众报》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创刊的;《东北商工日报》、《东三省民报》等在这一时期也相继改刊。各报的宣传格调也和以前有明显不同。创刊于民国9年的《奉天商报》原来只刊登工商业经济信息,民国17年(1928年)改名为《东北商工日报》后,不断揭露日本侵略东北的罪行,号召商工界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民国18年2月,该报刊登了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文件,引起日本驻奉天领事的震惊。为此,副刊编辑、共产党员苏子元受到地方当局追查。民国17年,在沈阳创办的《平民日报》宣布不依附任何统治集团,公开申明以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军阀独裁统治为宗旨。同年6月4日,由关东军策划的皇姑屯炸车事件的第二天,该报便宣传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保卫东北边疆,动员民众起来反抗,激发了广大民众的爱国热忱。同年9月20日,在辽宁创办的第一张晚报《新民晚报》,从创刊之日起,就以文艺杂俎的形式揭露日本的侵略野心,并经常与日本人办的《盛京时报》展开争论,打破了新闻界的沉闷局面,体现出浓厚的民族独立意识和较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中共满洲省委也曾利用奉天军阀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有计划、有目的地撰写一些文章在该报发表。民国18年10月10日《东北民众报》创刊伊始,便明确提出“爱祖国爱家乡,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办报宗旨。从辛亥革命到“九一八”事变前的一些进步报纸,虽未系统地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但由于接触到共产主义的理论,也宣传了反帝、反封建、反独裁的斗争,鼓舞了求进步、要革命的东北民众的革命斗志。


        三


        民国20年(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蓄谋制造了“九一八”事变。次年,在日本侵略者的策划下成立了伪满政权。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为了钳制舆论、压制民族解放意识,对报纸采取了“砍杀”和“发展”两种政策。他们对有反满抗日倾向的中文报纸畏之如虎,大肆砍杀,使日益兴起的民族新闻事业发生了急剧的畸形变化。日军侵占沈阳(1931年11月20日改称奉天市)后,有些报纸如《东三省民报》仍坚持办刊,并公开提出“沉着,冷静,不屈服”的口号,在当时的环境下挺身抗争,表现出一定的民族气节。但日本人不久便统制新闻,多数报纸被迫停刊,只有回族人张兆麟创办的《醒时报》被破格留下,这是日本侵略者为了笼络少数民族而施展的一种手腕,当时《醒时报》也只能按日本当局要求办报。与此同时,又大力发展亲日的中文报纸和日文报纸。《盛京时报》不仅保留下来,而且愈发活跃,甚至把势力延伸到北满;在哈尔滨创办了《大北新报》,委派日人编辑局长(总编)出任社长,成为《盛京时报》的“北满版”。大汉奸赵欣伯秉承主子旨意,以私人名义“接管”了《东三省民报》,改出《民报》,委派亲信篡改报纸方向,为侵略者涂脂抹粉。经日本人批准,一批为日伪当局服务的报纸纷纷出笼,奉天有《大亚公报》、《奉天公报》、《奉天日报》、《民声晚报》等;鞍山有《鞍山日日新闻》;锦州有《锦州新报》、《辽西晨报》;阜新有《阜新矿业所报》;安东(今丹东)有《新满公报》、《安东新闻》、《安东时报》;抚顺有《抚顺新闻》等。东北沦陷时期,奉天、大连、安东、营口、抚顺、鞍山、辽阳、铁岭、本溪、锦州等地均有日文报纸。这些日文报纸为宣传所谓“圣道”、美化侵略服务,把伪满政权说成是“独立国家”、“王道乐土”;灌输和鼓吹军国主义,宣扬侵略有理、“大和民族优越论”;污蔑抗日联军和各地群众的反满抗日活动。
        东北沦陷初期,日本侵略者为了“统一言论”,采取种种手段控制新闻舆论,要求各报政治版只许采用所谓“满洲国通讯社”稿。报纸出版前,伪警察局要进行严格审查,送审大样需加盖“检阅济”(审查完毕)的图章,否则不能付印。有时盖章之后打成纸型,又临时通知撤某篇文章,报纸便“开天窗”,以示不满。尽管如此,中国人反侵略之心是无法征服的,进入各报社的爱国进步人士,经常利用副刊发表有进步倾向的作品。对此日伪当局十分惶恐,伪国务院总务厅成立了“弘报处”,加强新闻检查,同时成立“弘报协会”,施展“铁腕”,着手“整理”报纸,实行更严厉的新闻统制。日伪当局把东北全境划为19个省,实行“一地一报”的办法,以便控制。奉天仅保留了《盛京时报》,其他报刊限于民国26年(1937年)8月1日停刊。《民声晚报》和《满洲报》也只出版到8月3日,被迫关门。至此,《盛京时报》一家独存,该报社把《民声晚报》、《大亚公报》部分编采人员收拢进来,每天出14版,发行量十七八万份;同时还增加了4开版的《小时报》,专门登载一些社会花絮等。民国27年(1938年)7月15日,盛京时报社又帮助锦州(当时称省)创办了《辽西晨报》,成为锦州最早的报纸。
        民国30年(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军势力日趋衰竭,每况愈下。日伪当局惟恐人心动摇,后方不稳,从严封锁失败消息,进一步加强新闻统制。民国32年,首先在伪“新京”(今长春)成立伪“满洲新闻协会”,统辖全东北的中日文报刊,由盛京时报社长担任理事长。翌年9月,又把东北中文报纸统一改为《康德新闻》,总社设在长春,其他各地报社全部改为支社,连《盛京时报》也变成《康德新闻》“奉天版”了。这样,全东北的报纸不仅是言论一致,体制上也变为一家,成为名副其实的一家之言了。至此,报业萧条到了极点。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伪满政权垮台,日伪报纸也随之寿终正寝。


        四


        1945年9月中旬,中共中央东北局成立。为配合解放战争,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立即在沈阳筹备报纸出版工作,同年11月1日《东北日报》创刊。当时,进驻沈阳的苏联红军因苏联政府与国民党政府有协议,不允许共产党在沈阳公开出版报纸,因而《东北日报》的创刊号出版地址注明为“山海关”,当时报纸处于半地下状态。《东北日报》在沈阳共出版21期。11月23日,由于战局关系和应苏军要求,《东北日报》随东北局一道撤出沈阳,转移到本溪,同年12月5日复刊。至1946年2月2日又先后转移到海龙(今梅河口市)、长春,最后到哈尔滨解放区。此间《东北日报》共出了40期日报和8期号外。1948年11月2日沈阳解放后,又迁回沈阳出版。
        “八一五”光复后的沈阳局势复杂,治安混乱,人民群众对共产党的政策主张知之甚少。为了揭露国民党反苏反共宣传,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长凯丰委派在延安鲁艺文学系毕业的鲁企风(本名王继尧),利用和驻沈苏军的特殊关系,以中苏友协的名义筹办新报纸--《文化导报》,1945年11月24日创刊,最多时发行五六千份。《文化导报》在十分艰难的政治环境中出版3个月零19天,共出版104期,始终保持了战斗风格和党性原则。1946年3月12日苏军从沈阳撤走,3月16日国民党派军警包围了报社,逮捕并杀害了报社行政负责人于丹民,报纸停刊。为了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在中共沈阳市委城工部(地下党组织)领导下,于1946年2月创办了《东北公报》,稿件大部分来源于新华社和苏军司令部,真实报道和反映国共两党重庆谈判的情况及形势,刊登的稿件很受读者欢迎,报纸发出的反对内战、和平建国的呼声,已成为人们议论的中心。但在白色恐怖下,这张报纸只办半年便被迫停刊。
        在解放战争期间,辽宁地区解放区都办有报纸。在辽东,1945年11月22日中共安东省委出版了机关报《安东日报》,这是共产党在辽东创办的第一份报纸。《安东日报》坚持“全党办报,群众办报”方针,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宣传生产建设、减租减息和即将开展的土地改革运动;揭露国民党政府与美国政府相勾结,急于发动内战的阴谋,深得民心。1946年3月,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成立中共辽东省委,并决定在本溪出版机关报《辽东日报》,以《安东日报》作为中共安东省分委机关报。但由于国民党军队猖狂进犯,中共辽东省委又撤回安东,《辽东日报》于5月6日和《安东日报》合并,改称《辽东日报》,仍按《安东日报》期数继续出版,直到10月24日国民党军队进犯安东时,《辽东日报》坚持印完最后一期报纸,于当晚8时撤离。为了适应战争形势的需要,6月30日,中共辽东省委派出部分同志转移到辽南筹办《千山日报》,后改为《辽南日报》,1946年7月1日正式出版,报纸发行至两个地委、8个县,达2万多份。《辽宁日报》于1946年夏在通化创刊,同年冬撤退到临江。1947年春与从安东撤退到此地的辽东日报社合并,继续出版《辽东日报》,为中共辽东分局机关报。1947年5月,《辽东日报》全部迁到通化。不久,安东第二次解放,随即迁回安东。1948年8月11日,《辽东日报》、《安东日报》、《辽南日报》在安东合而为一,继续出版《安东日报》。这一时期形势变化较快,省建制也多次变动,报纸时办时合时停,但无论如何变化,报纸始终围绕当时中共中央的中心工作进行宣传报道,为积极地动员组织群众支援解放战争起到了重要作用。1945年10月,东北人民自治军沈阳卫戍区进驻本溪,由冀热辽军区第十六军分区政治部主办的《先锋报》也迁至本溪继续出版,这是共产党在本溪办的第一张报纸。《先锋报》在本溪共出版20期,每期报纸都被抢购一空。这一时期,在本溪出版的报纸还有《本溪新报》和《翻身小报》。
        1946年春,中共辽东省委在安东创办了辽东新闻工作学校,先后办了两期,培养学员160人。这两批学员成为新中国成立后辽宁新闻出版战线一支骨干力量。
        在辽西,最早和读者见面的由共产党创办的报纸是《民声报》,由辽西专署领导,1945年9月11日在锦州创刊,比在沈阳创刊的《东北日报》还早两个多月。这张报纸出版不到3个月,共出40期,但它反映和传播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新中国的意志,表达了人民的呼声和愿望。此时,共产党在辽宁和吉林西部地区还先后出版了两张报纸,一是《胜利报》,1946年1月1日在当时辽西省委机关所在地法库县城创刊,为中共辽西省委机关报。二是同年初,中共西满分局在郑家屯出版的对开4版的《民主日报》。不久,随着中共辽吉省委的建立,这两张报纸合并,定名《胜利报》,作为中共辽吉省委机关报,担负起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和政策、组织和教育广大群众、动员和组织辽吉军民奋起讨伐国民党反动派的重任。这张报纸历时3年,于1949年1月1日终刊。
        在辽南,创办的报纸较多,从1945年8月到1949年3月中共地方党组织公开前,大连地区先后创办了10多种报纸。除《实话报》是苏军驻旅大地区指挥部创办的中文报外,其余全是中共大连地区各级组织创办的。全市性的报纸有1945年10月30日大连市民主政府机关报《新生时报》;1945年11月1日中共大连市委机关报《人民呼声报》,1946年6月1日改为《大连日报》;1947年5月20日创刊的关东公署机关报《关东日报》。此外,还有县区级报纸、专业报纸、企业报纸等等。除大连外,其他市也先后创办了报纸。1945年11月11日中共营口市委创办了《营口群报》,1946年2月更名为《营口日报》,出版9个月因国民党军进犯而停刊。1946年1月14日,中共辽阳地委创办了机关报《辽河新报》,仅出7期,2月20日停刊。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胜利报》、《辽宁日报》、《辽北新报》、《人民报》几经合并,于1949年1月22日改为《辽西日报》;1949年5月20日,《安东日报》改为《辽东大众》。《辽西日报》和《辽东大众》作为中共辽西省委和辽东省委的机关报,一直出版到1954年8月两省合并成立中共辽宁省委员会时止。
        1946年初,国民党军队由秦皇岛登陆,进占锦州、沈阳等一些城市,在占领这些城市不到3年的时间,国民党在辽党部、政府、军队乃至特务机关也都办过一些报纸。在沈阳,为了配合国民党军队北犯,利用国民党和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1946年3月5日首先创办了《中苏日报》。此报是东北保安司令部的机关报,主要报道军事、政治动态,宣扬国民党所谓“抗战功绩”,向人们灌输“正统”观念,为国民党南京政府“接收”全东北制造舆论。1947年10月,此报与《中央日报》(沈阳版)合并。《中央日报》(沈阳版)创刊于1946年8月15日,是国民党嫡系报纸之一,其“拥蒋反共”的立场十分鲜明。随着沈阳解放,此报停刊。1946年4月,国民党东北长官司令部还办了《和平日报》,为蒋介石发动内战效劳,特别维护司令部长官杜聿明本人的声望。1947年夏杜聿明调离东北后,《和平日报》也随之改组,与《中央日报》(沈阳版)合并。1946年3月29日,国民党沈阳市党部办了《东北公报》;4月22日国民党军队二○七师办了《新报》;5月国民党新六军办了《前进报》;6月国民党沈阳市政府办了《沈阳日报》。当时,《中苏日报》、《和平日报》、《中央日报》(沈阳版)被称为国民党在沈阳的三大嫡系报纸。除上述报纸外,当时在沈阳一些有影响的国民党人士和上层人物也以私人名义,利用各种关系办报,其中有马毅办的《东北民报》;马愚忱办的《东北前锋》报;文强、陈泽如办的《正义报》等。此时期国民党在沈阳地区办的报纸达十几种。当时在国民党统治区,锦州出现过《辽西公报》、《辽西民报》、《新生命报》;鞍山出现过《湘潮日报》、《远东日报》、《辽南日报》;辽阳出现过《民报》、《建设日报》;营口出现过《渤海民报》、《辽滨晨报》;安东出现过《新声报》、《光华报》、《扫荡简报》、《力行周报》(安东版);抚顺出现过《抚顺建设日报》等。这些报纸发行量小,且办报时间较短。


        五


        1948年11月2日辽宁全境解放,特别是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辽宁地区的报业得到蓬勃发展。辽宁地区报纸的主体是省、市、县各级党委机关报。在各级党委直接领导下,各级党报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宣传党的各项主张,指导实际工作,发挥了舆论工具作用,成为党联系和教育群众的有力武器。
        1948年11月全东北宣告解放,中共中央东北局从哈尔滨迁到沈阳,12月12日《东北日报》也迁至沈阳出版,直到1954年因东北大区撤销,于8月31日终刊。《东北日报》从1945年11月1日创刊至1954年8月31日终刊,历时近9年,经历了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初期的经济建设时期,在辽宁地区新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1954年8月,辽东、辽西两省合并,中共辽宁省委员会成立,9月1日中共辽宁省委机关报《辽宁日报》创刊。《辽宁日报》每日对开4版,1956年1月1日起,报纸题文由竖排改为横排。1965年1月1日改用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的报头。
        各市委机关报除《大连日报》创刊于1945年10月外,沈阳、抚顺、鞍山、本溪、阜新等市市委机关报,相继于当地解放或新中国建立初期创办。1954年辽东、辽西两省合并,《辽东大众》和《辽西日报》终刊,《安东日报》和《锦州日报》先后创办。营口、辽阳市报创刊于50年代中后期;朝阳和铁岭市委的机关报《朝阳日报》、《铁岭日报》创办于60年代;《盘锦日报》于1985年7月1日创刊。县级报纸自1956年起,中共各县委也陆续创办机关报,开始只有13个县有县报,至1958年8月,全省43个县均有报。60年代初,由于纸张困难等原因,县报相继停刊。80年代初,海城、东沟、兴城、阜新、喀左等5个县恢复了县委机关报。
        从新中国成立到1957年,省、市、县三级党报都以宣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本地区工作方针为中心,经常刊载国内外时事新闻和省内各地经济建设、政权建设、党的建设以及理论教育、文体卫生等方面的新闻、言论和副刊。在推动社会主义建设和农业、手工业、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发挥了较为突出的作用。
        在宣传报道上,也出现过两次大的曲折与失误。第一次较大失误是1957年反右派扩大化的宣传和随之而来的“大跃进”的宣传。在反右派斗争中,一批新闻干部因“右派言论”、“资产阶级新闻观点”、“篡改党报方向”、“兜售资产阶级办报纲领”等罪名,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受到错误处理,一批新闻干部积极性受到挫伤。在“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报道中,省、市级报纸出现了浮夸风、瞎指挥风和宣传政策理论的“共产风”等。一时间,宣传内容夸大其词,乃至弄虚作假,宣传了“一天等于二十年”等不切合实际的口号,鼓吹高指标、高产量,宣传了许多所谓产量放“卫星”的假典型。这些宣传报道不仅对实际工作中的错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且给报纸宣传工作留下许多后遗症。1961年,国家执行了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的“八字”方针,各报也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采取纠正措施,报纸开始出现了一些新气象。第二次较大的失误是1966年5月开始的“文化大革命”,使全省的报纸事业受到严重挫折。省、市两级党报无一例外地最先遭到冲击。这一时期不仅完全否定了过去的宣传成就,而且把党报变成了群众组织的“派报”,甚至在报纸上打“派仗”。后来虽然经过群众组织的“大联合”,解放军进驻报社,但主要是发新华社电稿。当时各报都把“紧跟、照办、不走样”作为办报的宗旨,宣传上奉行极左思想。


        六


        粉碎以江青为首的反革命集团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省报纸事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在改革开放方针指引下,报纸事业空前繁荣,除省、市、县党委机关报外,全省各种类型报纸迅速发展起来,先后创办了特定对象的报纸如工人、农民、青年、老年、少数民族、小学生报;专业报如卫生、体育、科技、法制、广播电视报等。大的企业如钢铁、矿山、铁路、石油等和大专院校也都有公开或内部发行的报纸。海城、东沟、兴城、阜新、喀左等5个县(市)恢复了县委机关报。截至1985年底,全省公开发行的各类报纸67种,其中省报1种,市报13种,县报5种,特定对象报、专业报、企业报48种。这一时期,各报社机构逐步健全;新闻队伍不断壮大。这是辽宁省报业史上最为繁荣的时期。
        在宣传报道方面,省、市、县三级党报肃清“左”的错误思想,拨乱反正,恢复和发扬党报的光荣传统,使宣传报道迅速走上正确轨道。1977年7月,中共辽宁省委做出《关于加强报纸广播工作的决定》,强调报纸、广播的重要作用。这一时期的报纸宣传了揭批以江青为首的反革命集团斗争的胜利和出现的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开展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提倡解放思想,并且把经济宣传摆在了比较重要的地位。1979年,中共辽宁省委宣传部在鞍钢报社召开现场会议,交流拨乱反正、办好报纸的经验。全省各报都解放思想,不断进行新闻改革。各报把“新、广、活、快、短”作为新闻内容改革的标准,要求文章内容新鲜,报道面宽,版面活,时间性强,文字短,体现地方性、群众性、战斗性、指导性、服务性的特点,彻底改变“千报一面”的局面。1981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当前报刊新闻广播宣传方针的决定》,全省各报加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宣传,进一步提高了报纸的思想性。1984年中共辽宁省委常委会议要求积极抓紧搞好新闻改革工作,强调地方报纸要充分反映辽宁的特色,抓新典型和新经验;反映和报道群众关心的事情,反映群众呼声和要求。这一阶段,《辽宁日报》的改革受到全国报业的瞩目,特别是一版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办出了自己的特点和风格。仅1983年《辽宁日报》和《沈阳日报》就发表新闻改革论文50余篇。《辽宁日报》在全国、全省十届新闻评比中,有100多篇评论、消息、通讯以及版面获得奖励。全国记协曾召开现场会,介绍《辽宁日报》办好一版的经验;《文汇报》还撰写文章给予高度评价。
        随着报业的繁荣,全省新闻团体和新闻研究机构也相应发展起来。原来只有辽宁省新闻工作者协会一家新闻团体,1983年开始建立了辽宁省新闻学会,到1985年共有省、市级新闻团体13家。同时,还有3个新闻单位建立了新闻研究所。这些新闻团体和新闻研究机构在组织新闻理论研究与省内外新闻交流、易地采访、评选好新闻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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