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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时间:2010-11-30 来源: 辽宁省地方志办公室 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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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道光二十年(1840年)到1985年,辽宁的教育事业,经历了五个历史时期。


        一


        鸦片战争后至辛亥革命时期的辽宁教育。这一时期主要是进行封建思想教育、实业教育和帝国主义文化教育。
        清朝统治者为维护满族的根本利益,采取了“国语(满族语文)、骑射为主”的满族教育方针,对汉族采取了种种限制的政策,致使辽宁教育的发展十分缓慢。但是,由于汉人的不断增加,终于使辽宁教育呈现出不容扼制的趋势。尤其是私学的发展,为新教育体制的出现奠定了基础。鸦片战争以后,辽宁教育逐渐冲破了清朝前、中期停滞不前的局面。
        封建教育在辽宁得到了继续发展。有相当一批官学、书院、义学创办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以后。与此同时,在民间还兴办了大量的私学。它在一定程度上开发了民智,提高了各民族、特别是少数民族的文化素质。
        鸦片战争和英法联军的入侵,使清朝统治者开始认识到,如欲改变外交被动受挫的局面,必须兴学以图强,兴办新式学校,注重实用,培养实业人才。主要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即在维护封建道德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前提下,吸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知识。根据这种教育思想,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九月,由制军增祺筹办的“奉天大学堂”正式开学,这是辽宁近代史上的第一所高等学校。次年一月,改名为“盛京省立大学堂”。在兴学之初,盛京省立大学堂兼管全省教育行政。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奉天省设立“学务处”作为全省教育行政机关。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学务处改为“提学使司”,奉天提学使张鹤龄积极办理学务,扩充学校。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各州县遵照学部奏定的《劝学所章程》设立“劝学所”。这一时期,辽宁的教育得到较快发展,根据奉天学务公所编的《奉天省学务统计表》记载,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奉天省有专门学堂3所(政法、方言、蒙文各1所)、实业学堂8所、优级师范学堂3所、初级师范学堂7所、师范练习所19所、中学堂3所(沈阳、锦州各1所)、高等小学堂6所、两级小学堂109所、初等小学堂1925所、“蒙养院”2所、半日学堂5所、女子学堂23所。总计学校2113所,学生85644人,学龄儿童入学率为10.9%。
        废科举、兴学堂时期,辽宁的教育除了在发展速度和规模上都远远超过封建教育之外,还有四个特点:一是在教育内容上,对封建教育进行了改良,反映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需求;二是振兴实业教育;三是发展师范教育,造就师资;四是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
        帝国主义者在辽宁进行了帝国主义文化教育。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英帝国主义者迫使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后,不少外国传教士到奉天省,以开设教堂,兴办医院、学校为掩护,进行文化侵略活动。清政府时期,奉天省的教会学校计有18所,分布在奉天、开原、本溪、辽阳、海城、大石桥、营口等地。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沙俄侵占旅大不久,就在旅顺、金州等地陆续办起近20所俄清学校和俄语学校,培养为其效力的洋奴。日本从沙俄手里夺得旅大地区后,就积极开设学堂,围绕其殖民政策向中国人民进行奴化教育。


        二


        辛亥革命后至“九一八”东北沦陷前的辽宁教育。这一时期,辽宁教育经历了教育改革、复古专制教育和大办学校三个阶段。
        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一成立,就在孙中山的重视下成立了教育部,教育家蔡元培被任命为第一任教育总长,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等一系列教育法令,对教育作了重要改革,这些变革对辽宁教育发展起了推动作用。但不久窃国大盗袁世凯就掀起一股封建复古逆流,辽宁教育受到了一定影响。
        民国5年(1916年)7月,张作霖掌握辽宁地区军政大权之后,对青年学生实行封建专制的思想统治,严禁任何爱国、民主、进步的言行,严禁宣传马列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书籍在辽宁流传,甚至禁止学生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活动。但是,进步的潮流势不可挡,这一时期是辽宁思想文化界比较活跃的时期。反映各个阶层的各种教育思想,也纷纷传到辽宁,相互影响,推动着辽宁教育事业不断前进。张学良易帜以后,辽宁的教育事业有了新的发展和提高。
        张学良亲自兼任东北大学校长,不仅捐资发展东北大学、办同泽中学和新民小学,还于民国17年(1928年)捐助私产500万元作为补助辽宁省公立中小学校教育事业的永久基金,一些官绅也把为教育捐款视为爱国爱乡的善举,加上谢荫昌、李献廷、李象庚、祁彦树等一批教育界人士不辞艰难困苦为教育贡献力量,使辽宁省、县教育行政机构逐渐完备,教育设施愈加普及,大中小学有了较大发展。据民国18年(1929年)统计,辽宁省的初等教育,共有幼稚园14所、初级小学9147所、高级小学456所、完全小学493所、其他小学19所。辽宁省的中等教育,有中学122所、高级中学5所、完全中学18所、师范学校98所、职业学校95所。中国自办的高等学校4所。在社会教育方面,据民国19年(1930年)上半年统计,省城有民众学校34处。另有35个县共办民众学校1321处。车向忱在张学良、阎宝航大力支持下兴办的平民教育,在省城及城北农村发展到41个班,以后在全省又办起200多处简易学校。此外,全省还设有图书馆36处、通俗教育馆35处、阅报所49处、讲习所110处。
        这一时期,日本及西方一些国家对辽宁的教育侵略进一步加紧。面对这种形势,爱国教育家、辽宁省教育厅长谢荫昌等发动人民掀起了收回教育权的斗争。辽宁省成立了收回教育权委员会,勒令西方教会学校按照中国章程行事,并积极准备从日本人手中收回教育权。


        三


        “九一八”后东北沦陷时期的辽宁教育。这一时期主要是实行殖民地奴化教育,日伪对政权教育实行统制。
        日伪对东北人民实行法西斯专政,在教育方面,日伪政权竭力推行殖民地奴化教育,严重摧残了青少年儿童的身心健康。
        从“九一八”东北沦陷到民国26年(1937年)末,是日本侵略者推行殖民地奴化教育的第一阶段,日本侵略者在这一阶段,一是把持教育大权,二是确定奴化教育方针,三是推行奴化教育内容。日伪政权建立了奴化教育行政机构,确立视学制度,设置帝国教育会,学校派日本人直接控制。民国21年(1932年)3月,日伪政权提出“以王道为实行教育的方针”。在教育内容上,首先废除原有教科书,采用过渡性的“新教材”。然后,训令推行“新编的教材”。
        日本侵略者在东北建立殖民地奴化教育体系,是通过废止东北原学制,推行“新学制”来实现的。“新学制”的特点:一是缩短中等和高等教育的修业年限,降低教育水平,二是强调“实务教育”,使中等教育职业化,三是突出奴化思想教育,四是把日语列为“国语”。
        日本侵略者推行殖民地奴化教育的第二阶段是实行战时体制教育。
        民国26年(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后,日本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为使教育适应侵略战争的需要,日伪当局进一步强化了奴化教育,进一步加强对教育的统制,进一步加强了军事训练,并强迫学生大量参加“勤劳奉仕”。
        东北沦陷时期,日本侵略者曾将辽宁地区划分为奉天、安东、锦州3个省,外加热河省的一部分(今属辽宁部分,下同)。“九一八”事变后,这些地方的小学停办,长时间不能复校,到民国22年(1933年)5月,复校者尚不到60%。到民国30年(1941年)统计,伪奉天省有小学4028所,伪安东省有小学1046所,伪锦州省有小学2671所,伪热河省有小学366所。中等教育,伪奉天省有公立学校79所、私立学校32所,伪安东省有公立学校15所、私立学校4所,伪锦州省有公立学校22所、私立学校4所。辽宁地区合计共有师道学校7所、国民高等学校112所、女子国高33所、职业学校28所。高等教育,仅伪奉天省公立高等学校2所、私立高等学校3所。日本侵略者强迫成立的民众学校,伪奉天省有1336所、伪锦州省有250所、伪安东省有61所。此外,还有电影教育、日语学校、教化指导村、农民训练所等设施。总之,日伪当局为奴化中国人民,在社会教育方面也是无孔不入的。
        有侵略就有反抗。在日本帝国主义长达14年的殖民统治时期,具有反帝爱国传统的辽宁广大爱国教育工作者和学生,不甘心当亡国奴,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和感召下,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英勇斗争。为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去,许多师生为抗日救国而献出了青春和生命。他们所进行的反抗日伪奴化教育的斗争,是东北人民反抗殖民统治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力地配合了整个东北和全国的抗日战争。


        四


        解放战争时期的辽宁教育(1945年8月-1949年9月)。东北解放区教育事业,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思想改造教育阶段;第二阶段是新型正规化教育阶段。
        从1945年“八一五”光复到1948年8月,是思想改造教育阶段。1946年9月24日,东北行政委员会召开第五次委员会议,规定东北解放区教育工作的总方针是:进一步肃清敌伪奴化教育和蒋介石党化教育的遗毒和影响,“建立民族的、民主的、大众的、科学的新民主主义教育,使教育服务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斗争,服务于东北人民的和平民主建设事业。”为适应急需大量干部的现实,各地积极创办了干部教育院校。在辽宁地区曾创办了辽宁学院、辽北学院、民主学院、辽南建国学院、安东科学院、安东省干部学校、白山艺术学校、辽东人民干部学校等。此外,还创办了大量军政干部训练班。
        在大办干部教育的同时,在一些解放区,兴办了国民教育和社会教育。如按照“群众的需要和自愿”原则,试行“民办公助”,发展小学教育。通过冬学、识字组、夜校、读报组、黑板报等形式,开展社会教育。
        1947年8月9日至27日,东北政委会在哈尔滨召开了东北解放区第一次教育会议。会议决定,中学的中心任务是:开展以解放战争和土地改革教育为中心内容的、以肃清盲目正统观念为主要目标的思想改造教育,争取广大青年参加革命。会后,东北政委会发布了《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部署了争取知识青年的工作。各校认真贯彻执行这一指示,提高了广大知识青年的思想认识和政治觉悟,基本上肃清了盲目正统观念,初步树立了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思想和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为引导思想改造教育工作健康发展,东北局于1948年1月15日作出了《关于知识分子的决定》。东北政委会为了贯彻这一决定,召开了东北解放区第二次教育会议。会议着重解决如何争取、教育、改造旧知识分子和如何培养工农子弟新知识分子问题。
        1948年2月13日东北行政委员会发布了《关于中等教育的指示》。各地学校贯彻这一指示后,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纠正了“左”的偏向,广大知识分子积极与工农相结合,为工农服务,自觉地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争取、教育、改造地富子弟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
        从1948年8月起到1949年9月,是新型正规化教育阶段。为适应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需要,建立正规教育制度,使东北解放区的教育向正规化转变,东北行政委员会于1948年8月12日至30日,召开了东北解放区第三次教育会议。会后,颁发了《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明确规定:第一,要拿出相当力量来办大学,并办好中学和师范;要兴办各种专门学校;注意恢复和发展国民教育;有计划地开展社会教育。第二,学制照旧不变,并规定了课程设置。第三,制定了每日上课时间、每周课外活动时间、考试、放假、毕业等制度。第四,规定了师资培训办法。从此以后,东北解放区的教育走上了新型正规化的轨道。
        为贯彻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精神,总结四年来东北解放区教育的经验教训,明确新的任务,东北人民政府文化教育部在沈阳召开第四次教育会议。会议讨论和修订了《东北区中学教育暂行实施办法(草案)》、《东北区师范学校暂行实施办法(草案)》、《东北区小学教育暂行实施办法(草案)》、《东北区公立中等学校教职员暂行服务条例(草案)》、《东北区小学教职员暂行服务条例(草案)》、《东北区初等和中等学校校规(草案)》、及《东北人民文化馆试行实施办法(草案)》。1949年11月8日,东北人民政府以《通令》的形式公布了这七个文件,使辽宁的教育得到恢复和发展。据统计,当时辽宁全境共有高等学校9所、中学137所、师范13所、小学6881所;社会教育有民众教育馆25处、图书馆21处、民众学校184处。
        东北解放区第四次教育会议的召开,对于进一步办好人民教育事业,培养建设人才,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这是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会议。这次会议以后,东北解放区的教育事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统一领导下,进入一个新的时期。


        五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至“六五”计划时期的辽宁教育(1949年10月-1985年12月)。这一时期,辽宁的教育事业经历了非常曲折的四个阶段,它们是:全面恢复发展,加强新型正规教育阶段;盲目“大跃进”,进行调整整顿阶段;“文化大革命”严重干扰破坏和拨乱反正阶段;实行改革开放阶段。
        国民经济恢复和“一五”计划时期的教育(1949年10月-1957年12月)。1949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其主要任务是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的思想,其目的是为人民服务,首先是为工农兵服务,新民主主义教育要以老解放区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某些有用的经验,特别要借助苏联教育的先进经验。遵照教育部规定的教育指导方针,结合辽宁的实际,从1949年10月到1952年以前,主要是进行巩固与提高工作。1953年至1957年,贯彻执行政务院“整顿巩固,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总方针,把教育工作纳入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轨道。
        在全国第一次教育工作会议精神指导下,辽宁的教育工作除进一步加强新型正规教育外,还按照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贯彻“学校向工农开门”的方针,创办了工农文化补习学校和工农速成中学;逐步在全省开展学习苏联先进教育经验的活动;加强了人民教师队伍的建设工作,通过思想改造与文化进修,改造与提高现有教师;通过招聘与整顿,补充与清理了教师队伍;对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整顿了普通教育,克服盲目发展和规模、布局不合理现象;各级各类学校都实行了全面发展教育,加强课堂教学和课外活动,深入开展以抗美援朝为中心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实行了校长责任制和教师责任制,充分发挥了党、团、队、工会、学生会等组织的积极作用,改进和加强了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从而全面提高了教育质量。
        “二五”计划至“文化大革命”前的教育(1958年1月-1966年5月)。1958年3月,中共辽宁省委召开全省文教工作会议,决定文教事业要“大跃进”提出:“扫盲一年完成,二年扫尾;小学教育一年普及;初中教育二年普及;普遍推行勤工俭学,公立中学自行解决一半助学金,一至三年内分别达到经费自给或半自给。”同年5月,中共辽宁省委又召开全省文教工作会议,要求全省教育事业要继续“大跃进”,在发展各项文教事业过程中,应对各种保守主义思想进行坚决斗争,贯彻“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积极发展教育,从而造成一个轰轰烈烈的文教事业跃进的形势。同年11月,中共辽宁省委作出《关于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的决议》。《决议》指出:要发动全体教育工作者和广大青年学生大闹教育革命,开展两条道路、两种思想的斗争,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和教条主义,在教育战线上坚决拔“白旗”,插红旗。至此,这场“教育革命”在“左”倾错误思想的支配下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在实际工作中过分强调了主观能动性,忽视了客观规律性,致使教育事业遭受一次严重挫折,学校规模急剧膨胀,教育质量严重下降;大量增加劳动,打乱正常教育秩序;反右派斗争扩大化,批判“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和“一长制”过头,给教育事业带来不幸的后果。
        为改变教育事业和国民经济发展水平不相适应的局面,把缩小教育事业规模和提高教育质量结合起来,中共中央决定在调整国民经济的同时,对教育事业进行调整。为此,1961年5月至6月,中共辽宁省委召开全省文教工作会议,研究贯彻中央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对全省教育事业进行了调整与整顿。一是调整发展速度、规模与比例关系。从1961年开始,辽宁高等学校压缩了规模:裁撤16所院校,1962年又裁撤31所院校,1963年由43所调整年到25所,比1960年减少72.2%;在校学生42867人,比1960年减少30.5%。至此,全省院校调整基本结束。普通中专,由1960年的426所减到1963年的84所,减少80.2%;在校学生由1960年的177899人,减到1963年的31728人,减少82.2%。普通教育也减慢了发展速度,1961年普通小学招生比1960年下降36.44%;普通中学招生比1960年下降26.01%;中等师范招生比1960年下降87.52%。1962年,普通小学招生比1960年又下降21.38%;普通中学招生比1960年又下降8.8%;中等师范较1961年又下降90.75%。在调整发展速度的同时,各级各类学校的布局、规模也趋于合理。二是整顿教育工作秩序。1961年10月,中共辽宁省委批转省教育厅党组《关于减少全日制高等学校和全日制中学学生今年下半年参加校外生产劳动时间的意见》,对全日制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学生参加校外生产劳动做了具体规定。自1962年春季开始恢复或建立了以教学为中心的学校教育工作秩序。高等学校的教育工作也逐步走向正常。三是整顿教师队伍,开展甄别工作。1962年全省精简教师7000人。同时,教育厅从高等学校裁并调整出的部分教师和省直机关精简下放人员中,挑选出政治、业务较好,适于做教师的174人,充实到市、县中学任教。经过整顿,师资水平相对得到提高。
        1961年初,教育部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开始草拟《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简称“高教60条”)、《全日制中学暂行工作条例》(简称“中学50条”)、《全日制小学暂行工作条例》(简称“小学40条”)。这三个《条例》总结了新中国建立以来的教育经验,特别是1958年至1960年“教育革命”中“左”倾错误的教训,使中国教育工作走上了正常的轨道,为提高教育水平创造了有利条件。辽宁省认真贯彻这三个《条例》,有力地推动了全省教育事业的发展。
        “文化大革命”阶段的教育(1966年5月-1976年10月)。这一阶段的辽宁教育,在“左”倾严重错误的影响以及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干扰、破坏下,遭受了严重损失,成为“重灾户”。“文化大革命”开始,辽宁省的各级各类学校“停课闹革命”、“向走资派夺权”很快就打乱了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致使学校中党的组织和行政领导均处于瘫痪状态。1968年开始“清理阶级队伍”,把全省一大批教育战线上的领导干部和教师打成“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特务”、“叛徒”、“反革命”,等等。许多人被隔离审查、挂牌批斗、劳动改造。1969年一批具有丰富领导经验的教育干部和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教师,又被下放到农村“插队落户”(所谓“走‘五七’道路”)“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同年,根据林彪所谓“第一号命令”(“备战”),辽宁地区的一些高等院校被迫迁往内地和农村。一些院校则以“五七”干校、“试验农场”等名义在农村建立“战略疏散点”,大批教职员工及部分家属被下放到农村。1974年1月,辽宁省教育局根据《人民日报》转载的《北京日报》发表的《一个小学生来信和日记摘抄》,在全省开展“批判师道尊严”运动。当时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的毛远新借抚顺市一个小学生来信反映考试问题,责令《辽宁日报》以《教育革命不搞好真是不得了》为题发表该信,接着《人民日报》又以《小将的战斗风格》为题,发表了这个小学生的“反潮流事迹”。这股“批判师道尊严”的浪潮,给辽宁的教育战线、特别是中小学造成了灾难性的破坏。1968年8月,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关于派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的通知》精神,全省各大、中城市和县、镇的大、中、小学校,先后进驻了“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工宣队”进校后,全面掌管了学校的“党政财文大权”,开展“大批判”,继续“清理阶级队伍”,领导“斗、批、改”。同年3月,全省召开第四次教育战线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讲用会”,确定了大、中城市(包括县镇)中、小学由厂矿管理,市、区统一领导的体制。会议要求,继续进行教学改革,实行政治建校。至此,全省普通教育所属学校完全置于厂矿、生产队的领导管理之下,把学校办成了“专政工具”。1969年6月,辽宁省革命委员会推广沈阳市举办“抗大”小学的“经验”。1973年下半年,围绕高等学校招生考试问题,推出了“白卷英雄”,一时间刮起了否定文化学习的歪风,开展了“教育革命大辩论”和“反击右倾翻案风”。朝阳农学院打着“开门办学”的旗号,批判“三脱离”,废除全日制,删砍文化课,组织“五七”小分队,实行“走出去、请进来”,训练学生揪“走资派”。在朝农“开门办学”经验影响下,全省不少普通学校完全撇开全日制教学计划的规定,出现了随意办学的状况。这个实行“社来社去”和“三上(上学)三下(回生产队)”的朝阳农学院,竟成了名扬四方、流毒全国的典型。1975年2月,沈阳机电学院有的学员贴出《我们绝不单纯做普通劳动者》和《这个口号意味着什么?》两张观点针锋相对的大字报。《辽宁日报》全文发表了这两张大字报,号召全省广大师生、工农兵群众和革命家长参加讨论。辽宁省教育局发出《关于组织师生讨论两张大字报的通知》,要求着重批判“大学毕业生不能同普通劳动者划等号”的观点。这实质上是压制在培养目标上的正确主张,大肆宣扬“宁要没有文化的劳动者”的谬论。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由于“左”倾严重错误的影响,辽宁教育事业的发展失去了计划控制,造成各级各类学校教育比例失调、结构不合理,与国民经济发展严重脱节,并形成恶性循环;教育质量严重下降;办学基础与办学能力遭到全面破坏。
        “文化大革命”后至“六五”计划时期的教育(1976年10月-1985年12月)。1976年10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从而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教育战线开始拨乱反正,清理“左”倾错误的影响。恢复、调整各项教育事业,对中、小学的结构、布局进行了调整,恢复与发展民族教育、幼儿教育、中等专业教育和高等教育。
        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提高教师社会地位。合理解决用非所学问题,发挥知识分子专长,做好职称恢复和技术晋级工作,帮助解决生活困难等。
        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根据教育要“三个面向”的指导方针,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辽宁教育实行了对外开放。教育对外交流和国际合作的渠道,除了政府系统和联合国组织系统以外,还有世界银行在中国教育领域的合作,各级各类学校与有关国家的教育机关、学校和企事业单位建立的双边或多边交流。此外,民间团体的教育国际交流也很活跃。
        辽宁教育对外交流与合作的方式,除互派留学人员、专家外,还广泛地开展了教育交流和学术交流,进行了合作办学和合作研究。有些学校与国外一些学校建立了“友好学校”关系等。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到“六五”计划时期36年的辽宁教育,虽然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但在各级共产党组织和人民政府领导下,经过全省人民和教育工作者的艰苦奋斗,终于战胜了种种困难,取得了辽宁教育史上从未有过的最佳成就,积累了办社会主义教育的丰富经验。为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普通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体系奠定了基础。
        36年来,辽宁省有一支忠诚于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教师队伍。到1985年底,全省共有教职工553390人,其中:幼儿教育59594人、小学教育230139人、中学教育168036人、师范教育3609人、普通高等教育51718人、普通中专教育20282人、成人高等教育5037人、农民中专教育767人、职工业余中学8388人、职工业余小学53人、农民业余中学1745人、农民业余小学4022人。当然36年来虽然不断注意了教师队伍建设,但由于种种原因,教师队伍的现状,尤其在质量方面仍满足不了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
        36年来,辽宁省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优秀毕业生。到1985年底,全省共有小学毕业生2029.55万人;中学毕业生1570.94万人(缺1971年数字),高中毕业生494.13万人;师范毕业生16.59万人;普通中专毕业生30余万人;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26.71万人;成人高等学校毕业生数万人,仅1985年就有15767人。如此众多的毕业生,是辽宁省历代教育史上从未有过的。这些毕业生的绝大多数,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作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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