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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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志概述
发布时间: 2010年11月27日 信息来源:

  辽宁是中国历史上开发较早的地区之一,在长期的社会历史发展中辽宁各族人民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

  一


  阜新“查海遗址”和沈阳“新乐遗址”中出土的玉器、木雕、生产工具等,表现出7000多年前辽宁先民即有较高的艺术水平和生产水平。辽宁出土的大量商周时代的铜器、钱币,证明辽宁文化与中原文化同步发展,其中大批青铜短剑独具特色,是青铜艺术珍品。辽阳一带发现大量汉代墓壁画,这些精美的艺术珍品,形象生动地反映出当时的某些社会生活,说明辽宁地区已有歌舞、音乐、杂技等艺术活动。魏晋以后,中原战乱,汉族迁入辽宁者日益增多。鲜卑、高句丽、契丹、女真、蒙古等民族大量吸收汉族文化,丰富自己的民族文化。北魏时期的义县万佛堂石窟、碑刻全国闻名。高句丽和渤海音乐成为唐代宫廷的重要音乐之一,并影响到日本。辽开泰年间建筑的义县奉国寺为国内少有。金代的院本杂剧和诸宫调,对北曲的形成与杂剧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金代王庭筠(熊岳人)的诗、书、画被称为当世“三绝”。元代辽宁籍的耶律楚材是一位著名的大诗人。明、清以后,辽宁文化进一步发展。首先是迎神赛会活动日益活跃。各寺庙定期举办庙会,各地在平时、节日常有歌舞、戏曲活动。说唱艺术逐渐形成,蹦蹦(二人转)也逐步发展起来,《陪都记略》记载,当时沈阳已有评词、大鼓、相声、莲花落等曲艺活动。明代时已有戏曲传入,清初之际,山陕梆子传入今阜新市后,被称为晋腔或晋腔梆子。清嘉庆年间,喇叭戏自山西传入,形成海城喇叭戏;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艺人高云清等演出《王婆骂鸡》等,一时红遍海城、营口等地。接着,海城有人办起“戏房子”和职业科班-庞家班,演出直隶梆子。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电影由日本传入大连。宣统二年(1910年),新剧社社员木铎(刘艺舟)来到奉天、营口等地,由戏曲艺人配合,在茶园演出《哀江南》、《国会血》等新剧。清代,辽宁还出现了一批有成就的诗人、画家和小说作家。纳兰性德著有《饮水词》,王国维推崇他为“北宋以来,一人而已”。僧人函可于顺治七年(1650年)在沈阳组织冰天社,他成为当时辽海诗坛的核心人物。奉天人唐英写有大量诗作和杂剧。辽阳的王尔烈诗文誉满国内,被称为“辽东才子”。铁岭高其佩自创指头画,影响很大。辽阳籍诗人刘文麟作《感事》八首,是最早反映鸦片战争的佳作。清同治年间程伟元、缪公恩合资创办“会文山房”,刻印大批子弟书,并团结一批文人,写出许多好的诗文和子弟书。此外,魏燮均、刘春烺、房毓琛、荣可民等,都是有成就的诗人。小说创作主要有《红楼梦》,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部伟大的长篇巨著,作者曹雪芹,祖籍辽阳,续作者高鹗为铁岭人。蒙古族文学家尹湛纳希翻译了《红楼梦》,写出了蒙文长篇小说《一层楼》和《泣红亭》,为蒙古族文学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其他如散文等,清代辽宁也有不少重要作品。
  光绪三十一年,奉天设立第一、第二宣讲所,并设立宣讲传习所;到清末,县级宣讲所已达18处。光绪三十二年,《盛京时报》创刊,辟设“文苑”、“小说”两栏目,文学作品开始有了自己的园地。光绪三十三年,建立奉天省城图书馆;至宣统年间,盖平(盖县)、复县等地,建立县图书馆数所。这些均为社会文化事业新的起步,对人民群众进行一定的启蒙教育。


  二


  中华民国建立后,各地注重批判封建文化,发展新文化,辽宁地区的文化事业开始有新的发展。民国元年(1912年),奉天省学务公所制定了《通俗讲演会案清单》、《社会教育讲习社章程》、《征求改良通俗小说、唱本、剧本简章》。翌年,又制定《筹办社会教育纲要》。此后,在省城和一些市、县成立通俗讲演所,改良说书场,改良戏曲馆。通俗讲演所以发展科学、创办实业、富国强兵为宣传内容,对开启民智、唤醒民众、发展新文化起到积极作用。省城奉天成立模范书曲传习所,奉天大鼓艺人首演反映现实生活的鼓书新段《上学堂》、《早婚害》。奉天还成立“改良戏曲馆”,该馆有审查上演剧目和监督、协助戏曲班社上演新剧目之责。戏曲、曲艺艺术迅速发展起来。梅花大鼓、京韵大鼓等相继传入辽宁,京剧艺术越来越受到观众的喜爱。民国之初,西方文化进一步传入辽宁,新剧(话剧,宣统二年传入辽宁)的创作和演出在全省各地知识界中活跃起来。民国3年,营口王精一自导自演新剧《吗啡针之害》,受到时人称赞。民国5年,大连诞生第一个业余话剧团体--话剧社。西方音乐、美术理论知识开始在课堂传授给中小学生;学堂乐歌(学校歌曲)多有进步的思想内容和集体歌唱的形式,在陶冶学生情操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民国3年,盖平师范学校教师蒋荫棠作词、教师田锡侯编曲的学堂乐歌《苏武牧羊》,成为全国久唱不衰的歌曲。这个时期电影由露天流动放映逐渐转入茶园(剧场)放映。民国2年4月,日本人在奉天第一楼(广庆茶园)放映电影,此后陆续有多家茶园兼演电影。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满铁”)附属地和大连地区,建有多家为日本人专用的小型电影院。
  “五四”运动爆发后,在省城奉天,阎宝航等一批爱国知识青年以奉天基督教青年会为阵地,同盟会会员傅立鱼等人以大连中华青年会为阵地,开讲演会,组织文学社团,创办刊物,组织新剧团,创办平民夜校,宣传反帝反封建、民主爱国思想。民国13至15年,中共地下党员韩乐然、任国桢、吴晓天等先后被派往奉天,落脚在奉天基督教青年会;中共地下党员李震瀛、秦茂轩、傅景阳等被派往大连,与中华青年会取得联系。他们在两地宣传马列主义、十月革命和苏俄文学,遥相呼应,影响波及全省各地,成为辽宁新文化运动的两大主力。
  “五四”运动后,辽宁新文学活动迅速崛起,文化期刊和文学社团纷纷出现。民国12年(1923年)2月,大连中华青年会创办《新文化》,这是辽宁地区第一份由中国人创办的综合性文化期刊。同年4月,奉天基督教青年会的启明学会和文学研究会,分别出刊《启明旬刊》和《奉天学生》。至民国19年(1930年),全省有文学期刊36种之多,报纸副刊10余种。民国17年创刊的《关外》和民国18年创刊的《冰花》两个文学刊物,都是在中共满洲省委直接领导下,由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主办的。话剧在新文化运动中蓬勃发展起来。民国11年,大连中华青年会演出《不如归》、《猛回头》等新剧;民国12年,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成立新剧团,演出话剧《好儿子》、《谁之罪》等。从民国11年到民国20年,每年都有新剧上演,先后有《少奶奶的扇子》、《秋瑾与徐锡麟的故事》、《一片爱国心》等,内容多为反对封建礼教、揭露社会黑暗和歌颂革命志士。演职员多为院校师生,他们分别在各自学校建立业余话剧组织。其他市县学校也纷纷效仿,很快形成一股话剧热,上演剧目有《血钟》、《父权之下》、《山河泪》等20多个。音乐活动从校园走向社会,并以独立的演出形式--音乐会,活跃在辽宁舞台上。同时出现了辽宁第一位作曲家、音乐活动家阎述诗,他创作了许多歌曲、歌剧,并创办谐合音乐团,举办大型音乐会。
  奉天落子形成于20年代。清光绪中期,冀东莲花落传入辽宁。民国8年,洪顺戏社到奉天演出唐山落子,此后关内的很多落子班社到大连、营口、安东等地演出,使唐山落子在辽宁地区扎根,并出现一批唱腔和表演独具特色的女艺人,逐渐形成奉天落子。民国18年,《新民晚报》首先称落子为评剧。这一时期,许多京剧名角出关到辽宁演出。清道光年间,辽宁各地陆续有京剧折子戏演出。光绪后期,海派京剧在辽宁上演关羽戏。此后,辽宁出现了程永龙等名演员。民国14年(1925年),余叔岩、尚小云、程砚秋等京剧名家到奉天演出,对辽宁京剧艺术的发展产生很大影响。民国15年,奉天首先产生专演京剧的共益舞台(北市剧场),并首次设固定班底,常年演出,为培养当地演员创造了条件。京剧票友(业余演员)的阵容也很强大。奉天的公余、大东、商埠三大俱乐部,大连的振雅社,营口的公余俱乐部等,都拥有一大批技艺高强的票友,他们经常于节假日在剧场公演或到外省作交流演出。曲艺艺术更加兴旺发达。奉天城有50多家茶园,聚集着一些评词、鼓书、相声名角。奉天大鼓(东北大鼓)成为全国有影响的曲种之一,女艺人刘问霞有鼓王之称。美术教育有较快发展,美术专门学校先后成立。民国14年奉天美术研究专科学校(中共地下党员韩乐然创办)首开油画课。画家、篆刻家组成金石书画研究会,绘画展览在奉天、大连等地多有举办。电影院发展较快。民国20年,大连和奉天有中国人经营的电影院13座,日本人经营的11座。“满铁”在大连建有电影摄制所,拍摄纪录片。这一时期主要放映美国影片、上海影片和日本影片。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对东北人民一面实行武力镇压,一面实行严密的思想管制,各种文化宣传机构、团体都被用作向中国人灌输奴化思想的工具,并将文学艺术、电影等都置于他的控制之下。日本侵略者规定民众教育馆、图书馆、电影发行放映等社会文化部门的工作方针是“统一国民思想,实现日满不可分关系”。至民国30年(1941年),民众教育馆遍布各地,有的市、县还设分馆多处,省、市、县图书馆达27处。民国33年,辽宁境内已有电影院86座,日伪当局企图“藉映画协力于国策之贯彻”。“九一八”事变后,流亡关内的作家都投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为现代文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其作品有萧军的《八月的乡村》、罗烽的《第七个坑》、舒群的《没有祖国的孩子》、端木蕻良的《鹭湖的忧郁》、马加的《寒夜火种》等。在沦陷区内,日本殖民者一方面积极扶植卖国投降的汉奸文学,致使美化日伪统治、吹捧日本侵略的作品纷纷出笼;一方面镇压抗日爱国作家,如田贲、袁犀、王秋莹等均遭囚禁。民国27年(1938年)5月,奉天协和会所属的协和剧团成立。此外,还有大连大明话剧团、安东协和馆剧团等。这些剧团上演的剧目,一般都是为日本帝国主义歌功颂德。业余话剧团体有国际剧团、奉天儿童剧团、奉天放送(广播)话剧团、满铁演剧研究会等。由日本人控制的业余吹奏乐团和业余合唱团在各大厂矿、学校纷纷成立。锦州、安东等地的放送局(广播电台)均成立放送局成人合唱团、儿童合唱团。戏曲、曲艺的演出剧目要由省、市弘报处和当地警察署审查。民国30年,伪满洲国弘报处制定了《艺文指导纲要》,规定“以日本艺文为经,满洲国有民族艺文为纬……形成浑然一体的艺文体系……为建设大东亚秩序作出贡献”。同年成立伪艺文联盟,下设写真(摄影)家协会、文艺家协会、映画(电影)协会等,将艺术家和各艺术团体的创作与演出活动置于日伪的严密控制之下。由于山海关封锁较严,关内名角向东北流动的日益减少,本地京剧逐步形成以程永龙、白玉琨、唐韵笙、赵松樵、筱九霄为代表的演员阵容。唐韵笙创作演出的列国戏在唱腔、服装、舞台装置等方面刻意求新,逐渐形成独具特色的唐派艺术。评剧的女演员阵容更强大,有筱麻红、喜彩春、喜彩莲、王金香、刘艳霞、刘鸿霞等。奉天大鼓有著名艺人霍树堂等。与此同时,东北抗日联军和东北抗日义勇军将领杨靖宇、李兆麟、邓铁梅等,为鼓舞军民战斗士气,写作了一些诗歌和歌曲。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延安等革命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随八路军进入东北。同年9月,冀察热辽军区画报社罗光达等先到沈阳,成立东北画报社,并于同年12月出版首期《东北画报》;同时,从延安到沈阳任中苏友协文化部长的郑文创办了《文化导报》。这两个刊物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和平、民主、团结三大主张,介绍解放区和苏联文学。同年11月,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简称鲁艺)师生沙蒙、于蓝、张平、王大化、颜一烟等来到沈阳成立东北文艺工作团,在沈阳街头扭大秧歌,演出活报剧、秧歌剧,为沈阳人民带来新的气息。1946年2月,旅顺市新建民众教育馆。同年9月,制定《关于农村俱乐部组织章程》,并相继在6区174个村建立农村俱乐部。同时,旅大全地区均建立民众教育馆、工人文化宫、俱乐部。工厂、农村、学校多成立业余剧团、秧歌队、合唱队、乐队,城乡经常有扭秧歌、打腰鼓等各种群众文艺活动。从前线撤至大连的许多文艺团体和文学家、艺术家,深入工厂、农村,辅导群众文艺活动;在广播电台、文化宫举办文艺讲座,培养了一大批业余文艺骨干。1946年2月,大连文化界民主建设协进会成立,共产党通过这一文化社团联系全地区文化艺术工作者,开展革命文化活动。同年9月和12月,大连剧艺建国联合会、旅大市书词建国联合会先后成立。该会组织多次公演和义演,并组织艺人创作、改编《伪满遗恨》、《闯王进京》等京、评戏,还将歌剧《白毛女》移植为京剧。1948年8月16日,以工人、农民的创作为主的群众业余文艺会演“关东艺术活动周”在大连开幕。大连市各电影院上演了东北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大型纪录片《民主东北》、故事片《桥》以及苏联影片。
  在三年解放战争中,地方和部队建立了很多戏剧、曲艺、舞蹈、美术、文学兼有的综合性文艺团体。辽南、辽东地区有东北文工团、东北鲁艺文工团四团、辽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还有白山艺术学校;辽西地区有冀察热辽军区文工团、冀察热辽鲁迅艺术学院、四野九纵队文工团、战声文工团等。还有众多县属和部队属文工队。文工团为部队和地方百姓演出,上前线进行战地宣传鼓动,需要时还拿起枪参加战斗;在土地改革运动中,还参加土改工作队。有多位文工团员在战场上牺牲,有的遭地主武装分子杀害。各文工团演出的主要剧目有歌剧《白毛女》、《血泪仇》,话剧《反翻把斗争》,秧歌剧《兄妹开荒》、《全家光荣》,京剧《黄巢》,歌曲《黄河大合唱》等;创作的主要作品有歌剧《兵》、《火》,秧歌剧《归队立功》、《胜利年》,歌曲《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国民党一团糟》、《纺棉花》等。
  1948年11月2日沈阳解放后,战斗在东北各地的东北鲁艺文工团一、二、三、四团,鲁艺音工团,东北文艺协会文工团,东北文化教育工作队,冀察热辽鲁艺文工团,东北文协平(京)剧团,东北文协评剧工作组等各路文艺大军会师沈阳。他们重新组合,一部分人组成新团队,随解放大军南下,参加解放全中国的文艺宣传工作;一部分去北京,参与组建国家级文艺团体;其余留在辽宁。原东北鲁艺各文工团合并,组建成东北鲁迅文艺学院,附设实验歌剧团和实验音工团,其他各文工团合并成立东北文工团,同时筹建京、评剧院(团)。这为战时文工团转入和平建设时期的专业化文艺团体,做了思想上、组织上、业务上的准备。1948年12月,东北行政委员会从哈尔滨迁进沈阳,东北图书馆、东北画报社、《文学战线》编辑部等也随之迁入。1949年3月,《戏曲新报》在沈创刊。这时沈阳再次成为东北地区的文化中心。与此同时,辽东、辽西两省以及沈阳、旅大、鞍山、抚顺、本溪等各市,也纷纷建立起自己的文艺团体。1949年7月,全国第一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在辽宁的各大文艺团体为大会作献礼演出,主要节目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66师政治部文工团的大型舞剧《将革命进行到底》,东北文教队的歌剧《立功》,东北鲁迅文艺学院的话剧《王家大院》、舞蹈《翻身鼓舞》、《农作舞》等。


  三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辽宁地区的文化事业翻开了历史新篇章,在30多年中,有了重大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首先是建立起一批新型的国营艺术表演团体,恢复和发展了私营演出团体,及时进行戏曲改革工作。1951年,全地区普遍开展“改人、改剧、改戏”活动,清除封建势力,建立民主管理,查禁一批鬼怪凶杀、淫秽荒诞、迷信恐怖的剧目,编写出一批新剧目,使人民群众得以享受健康、有益的文化娱乐生活。为配合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各项庆祝活动和政治运动,创编演出了许多新节目,如话剧《在新事物面前》、京剧《美人计》、评剧《一贯道》、《鸭绿江怒潮》等。在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会上,京剧《雁荡山》、评剧《小女婿》获演出一等奖。同时,举办“国营厂出品新片展览月”,清除美、英影片和消极影片,使进步和有益无害的影片占领电影市场。图书馆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他们努力“为工农兵服务,为经济建设服务”,积极建立流动图书站,开展图书宣传等业务工作。群众文化事业普遍发展起来,不少群众业余创作、表演节目获得国家和省级奖励,覆盖辽宁全地区的群众文化网络已经形成。曲艺、歌舞、杂技等均有突出的发展。文学创作也颇有收获。以老作家为核心的作家群,实力雄厚,创作出许多为群众欢迎的文学作品,如《火车头》、《开不败的花朵》、《为了幸福的明天》。1954年,东北行政区撤销,辽东、辽西两省合并成立辽宁省,东北行政区所属文学、文化艺术团体的人员,大部分留在辽宁省,这就使辽宁的文化工作队伍实力雄厚、机构门类齐全。1956年中共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后,辽宁的文化事业更加繁荣兴盛。1957年开始反右派斗争,由于斗争扩大化,一批文艺工作者被错划为“右派”,文艺创作、演出等受到很大影响。1958年开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提出“社社成立文工团”、“人人写诗画画”等错误口号,并一度把省直文艺表演机构合并成“文艺公社”。这种背离客观实际和文艺规律的做法,造成极为不良的后果。1959年到1961年国民经济发生严重困难,文化活动受到很大影响。从1957年到1962年,一批老、中、青作家仍坚持创作,写出一批好作品。如长篇小说《乘风破浪》、《浪涛滚滚》,报告文学《老孟泰的故事》、《王秀兰和姐妹们》等等,农民诗人霍满生的叙事诗《铁牛传》引起全国瞩目。1962年国民经济开始好转,文化活动逐渐复苏。根据文化部关于在市、县剧团中“改制”的指示,纠正了民间职业剧团增长过快、不注意发挥艺人积极性和经营管理失当以及搞平均主义等偏向,精减了文艺机构,加强了民主管理,认真实行按劳分配制度,从而调动了广大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从1963年到1965年间,创作和演出了京剧《松骨峰》、《插旗》、《红石钟声》和评剧《三关排宴》及话剧《兵临城下》、《雷锋》、《风华正茂》等一批优秀剧目。辽宁的戏剧艺术日趋成熟。京剧早已形成唐(韵笙)派,评剧形成韩(少云)、花(淑兰)、莜(俊亭)派,话剧形成辽宁人民艺术剧院风格。“辽南戏”不断提高,已经稳定;“蒙古戏”诞生后演出不少好剧目。在1963年、1964年,文化部门多次派工作队下乡,边服务边调查研究,使群众文化工作得到正常发展。电影发行放映工作加强了集中统一领导,将下放各市的电影公司上收到省公司。到1964年末,已形成各类放映单位遍及全省城乡的电影放映网络。图书馆为科研服务、为生产服务,充分发挥书刊文献作用。艺术教育事业有很大发展,仅省属艺术学校就有辽宁省文化艺术干部学校、沈阳音乐学院、鲁迅美术学院、辽宁戏曲学校,这些学校提高了一大批文艺干部的素质,培养了一大批中、高等艺术专业人才,为辽宁文艺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各市自办戏曲学校也有成效,如阜新市戏曲学校培养出演唱流派戏(京剧四大名旦)的演员。“文化大革命”期间,辽宁的文化事业受到猛烈冲击。有的作品被定为“毒草”,许多作品被批判;文化事业的领导干部和业务骨干多被打成“资产阶级当权派”、“反动学术权威”、“文艺黑线人物”、“牛鬼蛇神”,被关、被管,有的被迫害致死;文化机构撤销,剧团被“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所代替。文艺工作者被集中起来搞“斗、批、改”,大批人员被遣送农村“安家落户”。群众文化活动和专业文艺创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辽宁文学、艺术界活跃起来,彻底揭发、批判林彪和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罪行;恢复机构,调回干部,重新组织起文艺队伍;经过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文艺工作者思想大解放。从1976年到1983年,出现老作家、中青年作家携手共进,优秀作品迭出的繁荣局面,如马加的《北国风云录》、陈的《夜幕下的哈尔滨》、金河的《重逢》、达理的《失去的爱情》、关庚寅的《不称心的姐夫》等获得全国奖励。儿童文学创作也居全国前列,如胡景芳的《苦牛》以及系列作品《五千年演义》等。报告文学异军突起,张书绅的《正气歌》、金河的《历史之章》等都产生一定影响。文艺评论的深入开展,促进了文学事业的繁荣,把辽宁文艺引向新的高度。在戏剧创作和演出方面,产生一批在全国颇有影响的作品,如辽宁人民艺术剧院的《白卷先生》、《市委书记》、《报春花》、《高山下的花环》,均获全国调演创作一等奖。各市艺术表演团体也创作演出了很多好剧目。这些作品,刻画了革命家、改革者和各类先进人物,揭露了阻碍两个文明建设的种种阻力,反映了人民群众的心愿和理想,受到广泛赞扬和欢迎。少数民族文艺创作有新收获,满族舞剧《珍珠湖》颇受赞誉。京剧,一批优秀传统剧目重新上演,同时创作、排演了现代剧《大河惊涛》、《儿女传奇》等;抚顺京剧团创作演出的《康熙出政》获省政府奖,并参加全国戏剧观摩演出,获多项奖励;一批有才华的中、青年演员和舞台美术人员涌现出来。评剧,除开禁优秀剧目外,还创作、改编了一批新剧目,如沈阳的《谢谢你,春天》、大连的《光彩的婚礼》、营口的《两家春》、朝阳的《赌婚记》等;各地评剧团培养一批有才华的新秀。歌舞和儿童剧也出现繁荣景象,获省级以上奖励的就有歌剧《血染梅花》、《强者之歌》,儿童剧《人参娃娃》、《小路湾湾》等。
  群众文化工作有新进展。市级文化馆改为群众艺术馆,全面落实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吸收一批新干部,多次举办短期专业训练班,并对文化馆、站干部进行业务培训。1985年全省馆办文艺刊物达60多种,内容更丰富,形式更活泼。业余文艺调演活动增多,节目质量不断提高,1981年、1984年两次全省少数民族业余文艺调演和少年儿童歌舞、木偶录像评比,在全省产生了明显的效果。群众美术、摄影和书法活动比过去活跃,展览次数增多,抚顺市和铁岭市的农民摄影在全国产生很大影响,东沟、金县的农民画出国展览并获奖。搜集整理民间艺术遗产工作,也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电影事业在改革中前进。1980年成立省、市(地)、县三级电影发行放映公司,进一步完善管理体制。电影部门翻建、改建和新建了部分市、县级电影院,使全省市、县电影院都可以放映立体电影。这期间,群众的观赏意识和文化娱乐要求发生变化,电视逐渐普及,电影及其他表演艺术活动受到冲击。1984年,辽宁省文化厅决定推行电影院经济承包制,实行浮动票价,倡导城市影院办成以电影为主的多功能文化娱乐场所;在农村,提倡个人承包、私人办队,开辟售票点和兴办农村电影院。图书收藏利用事业迅速恢复并发展。馆舍条件不断改善,藏书量不断增大。各图书馆除开展图书借阅工作外,加强了为科研、为生产服务工作,为省内重点科研、生产项目定题服务。开展有偿服务,适应群众要求,增强自身发展活力。组织省、市、县三级科研服务协作网,建立辽宁省信息资源开发中心及编辑出版《产品开发信息》刊物。省图书馆等大型图书馆还添置了缩微复制、缩微阅读等设备,向现化代迈进了一大步。曲艺机构恢复建制后,演员积极创作并演出。沈阳曲艺团创作演出的相声《特殊生活》、《假大空》,在全国产生很大影响;鞍山曲艺团刘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岳飞传》,全国先后有70余家电台播放。1980年至1985年间,有关部门多次举办曲艺学术研讨会和创作、表演培训班,组织曲艺调演及参加全国优秀曲艺节目观摩演出会。歌舞创作与演出,除辽宁歌舞团创出演出的满族神话舞剧《珍珠湖》在国内和香港地区深受好评外,辽宁芭蕾舞团于1983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演出《海盗》、《大花园》片断,国家领导人观看了演出。同年,该团在北京演出自创剧目《梁山伯与祝英台》,受到首都观众的普遍好评。杂技表演也取得显著成绩。沈阳杂技团表演的《高车踢碗》荣获1983年国际杂技大奖赛的金质奖章,大连杂技团表演的《水流星》荣获摩纳哥蒙特卡洛国际杂技节的特别奖。中国杂技艺术家协会辽宁分会创办了《杂技艺术探索》刊物,对杂技等进行研究探索,指导杂技艺术不断创作出高、难、惊险的新节目。摄影、书法、音乐、美术以及艺术教育等都有很大发展。摄影注重队伍建设,在国内国际影展中展出大量作品,获国际金奖4件,获省级以上奖的作品40余件。书法机构得到恢复与健全,更加有组织有成效地开展书法活动。老年书法家作品多次参加国内、国际展览,获得奖励;一批中青年书法家在省内、国内都有影响。美术创作日益繁荣,很多作品获国家、省级奖励,被国家和省博物馆收藏。艺术教育进一步发展,在原有机构的基础上,组建多层次、全方位的人才培养和干部培训机构。对外文化活动日益增多。大量的对外活动,对相互了解、交流经验、提高辽宁在国际上的声望以及促进辽宁文化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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