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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世纪辽宁方志编研考略
    • 时间:2012-06-27 来源: 《中国地方志》 作者:苏长春 作者:
    •   回顾20世纪辽宁修志的历史,可以新中国成立为界,划分前50年和后50年两个时期:前期编纂的是旧方志,主要是编纂,方志学研究较少;后期编纂的是社会主义新方志,方志编纂与方志学研究并重,是辽宁方志编研的黄金时期。
                            旧方志编纂五十年
        20世纪前50年,辽宁编纂地方志可分为清末与民国两个时期。民国时期又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为界,划分为民国前期与东北沦陷时期两个阶段。
        清末的11年,从清代修志历史来看,已处于低潮。但从辽宁来看,却处于修志上升期。清代修志虽有定律,每60年一修,但一直未有固定的修志机构,都是修志时临时设,修竣后便撤销。修志亦无专职人员,修时临时延聘,志书完成后则各归其原职。被延聘者一般都是当地的学者或社会名流。
          清末的11年间,在清廷的督办下,辽宁修出一批省、府、厅、州、县级志书。据不完全统计,其间省级志书有12种,其中由国人编纂和由日、俄当局编纂的日文志书各占一半。由国人编纂的私修为多,如由寿鹏飞纂修的《奉天新志》,由吴廷燮编纂的《奉天备志》、《东三省志稿》等。其间最有影响的是《东三省政略》,由时任东三省总督的徐世昌纂修。此书与一般通志有所区别,不设地理、历史、人物和艺文志等门类,只设边务、蒙务、交涉、军事、官制、民政、财政、旗务、学务、司法、实业、咨议厅议案等12个门类,重在记述当时的政务、军务和实绩。另一代表作为《奉天郡邑志》,由吴廷燮撰,分别记述当时奉天境内42县的建置沿革情况。其间,辽宁编修府、厅、州志7种;县级志书61种;各种专志9种。
          清末辽宁修出的地方志有两个特点:一是志书门类内容拓宽。清朝后期,朝廷开始推行新政,西学也开始传入,因此志书在门类设置上增设了新政、政治、宗教、实业、交通、租借、侨事等。二是光绪朝后期,全国出现了编修乡土志的热潮,辽宁亦然。编修乡土志热潮缘由有二:首先是治理内政的需要。1905年,学部遵照《规定学堂章程》颁行了《乡土志例目》,把乡土志列为授课教材;其次是抵御外侵的需要。这可从1908年《辽阳乡土志》的序言中清楚地看到。
        辽阳知州事洪汝冲在该志序言中说:“甲辰日俄之战……烽火频仍,居民不得安枕者屡岁。至今城郭不完,元气大耗,又约定开辟商埠……主客竞争之势,胜衰倚伏之机,气象又大异矣。世变日剧,来轸方遒,数典不忘,居今稽古,宁非都人士之责欤?”因此,清末辽宁编修出一批乡土志,有48种之多,占此时期县志总数的78.8%。
        清末辽宁地区编修的各种专志有9种,如《东北三省地理志》、《东三省盐法志》、《盛京疆域考》等,其中以《盛京疆域考》具有代表性。
        清末的11年间,辽宁地区尚无论述方志编纂和研究的专门论著,其编纂人员的学术观点均散见于各种志书的序、跋之中。综观所述,主要是论及修志意义和宗旨、志书的作用、门类的设置、志书的体例、内容的繁简、志书质量、人才运用以及修志始末。
          民国时期是20世纪辽宁修志第一个高峰期。自1912年至1945年底,辽宁编修省、市、县级志书及各类专志250余种,占20世纪前50年辽宁旧方志总量的73.7%。其中省级志书24种,市级志书21种,县级志书150种,专志55种。民国时期,辽宁修志工作可以1931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民国元年至1931年“九一八”日本发动入侵东北战争为第一阶段,此后至1945年底为第二阶段。
          民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十分重视修志工作。据档案资料记载,1916年至1931年6月,辽宁省县两级政府及省修志主管部门发出各类修志函件共40件,足见当时民国政府对修志工作重视的程度。1926—1928年,奉天省长公署曾连续三次下发训令,要求各县迅即设馆修志,不得延误。正是在中央和省两级政府的督办之下,从民国初年至1931年“九一八”日本武力入侵辽宁之前,辽宁省编修出县志50余种。
          民国前期,辽宁修志机构设置和修志人员配备情况与清末相似,都是修志时设置机构,延聘人员,竣后便撤散。当时的省级修志机构为奉天通志馆,1928年11月1日正式成立,1930年1月,随省更名改称辽宁通志馆,隶属省政府公署。根据省府要求,各县也都设立修志机构,其编纂人员多少,各县因情自聘。
          民国前期编修的省级志书应首推《奉天通志》,始修于1927年,刊出于1935年。该志是1907年东北正式划分为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后所修的仅记述奉天一省的通志。全志260卷,约700万余字。其所记述的自然情况及社会历史上自秦汉,下及清末,系统地记述了辽宁的历史沿革、山川地貌、天文气象、物产资源、民治与经济、文化与教育、政治与军事、风俗与宗教等情况,内容之丰富、资料之详备、卷帙之宏巨,远远超出此前历代编修的省级志书,是一部全面了解、研究辽宁自然和社会各方面情况的重要地方文献。这一时期共编修市县志60余种。其中市级志书10种,县志51种,较有代表性的有《大连要览》、《辽阳县志》、《义县志》和《营口县志》等。此时的志书较清末以前志书有如下特点:一是体例更加完备,不仅有记、志、传、录,而且增加了图、表、述;二是篇目更加完善,远远突破了清末以前的志书,如1915年《铁岭县志》的篇目设有城市志、道路志、禁烟志、监狱志、自治志、宗教志、灾害志、农事志、工艺志、县署行政改革志等,很有创新思想,也都体现出志书的时代特征;三是内容丰富,资料翔实,也是清代以前的志书无法比拟的。这个时期修志的代表人物有吴廷燮、金毓绂、白永贞、王鹤龄等人。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辽宁沦为殖民地。在日伪统治时期,辽宁修志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依据旧志体例,由中国的地方绅士和文化机构编写的,从1933年至1942年期间,大体上修出16部县志。二是伪满当局为了巩固其统治地位,下令各县遵照当局制定的所谓“标准目录”,编印出大量的某某“县政概况”、“政况概要”、“事情概略”、“概况一览”、“一般状况”之类的志书,虽然名目五花八门,但其内容是按伪满当局的“标准目录”设计的,因此其门类设置是依样画葫芦,各县志一个模式。这是这时期辽宁编修的县志的一个特点。三是由日本统治机构为了达到政治上统治、思想上奴役、文化上侵略、经济上掠夺、军事上镇压抗日军民的目的,需要掌握各地的自然、政治、经济、民风、社情、文化和教育等情况而编写的志书。它们带有大量的殖民地烙印。从1912年至1946年底,辽宁共修市县志171种,东北沦陷时期编修的110种,占64%,其中日文县志48种,占28%;后两者之和,占总数的92%。这种带有殖民地烙印的志书大量产生,是这一时期修志的又一特点。
          民国时期辽宁也修出50余种专志,其中有官修、私修和日本人修之分。
          1945年“八一五”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国民党南京政府虽重新公布了《地方志书纂修办法》,规定各市县设立志馆或文献委员会,负责搜集文献资料,以备修志之需,但因时值解放战争时期,辽宁境内的国统区和解放区都未能举修志之事,仅有个别县编修过志书。
                               新方志编纂与研究的五十年
          20世纪后半叶,即新中国成立至2000年末,辽宁省出现过两次修志活动。第一次修志活动始于50年代。1956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制定的全国《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方案》中提出编写新地方志的任务后,辽宁同全国各地一样,开始编写新县志。到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有的县志修成,有的形成初稿,有的搜集了大量资料,为编写新县志做了准备。但是,由于60年代初期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难,这次修志工作有始无终,成果无几。现在能查到的志书仅有1959年沈阳市文史研究馆编的《沈阳市十县简志(初稿)》;孙宝田编修于1961年的《旅大文献征存》,此志虽名“文献征存”,其内容实为旅大地方志,记载了大连、旅顺、金县、普兰店、长海、貔子窝及近海岛屿的自然和社会情况;县文教局修于1959年的《清原县志(稿本)》;1960年营口市文教局编辑的《营口市志》(1949~1959),内部发行。此后的20年中,因政治运动频频,辽宁修志工作处于冬眠时期。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1980年4月,胡乔木同志在中国史学会代表大会上首次提出编写新地方志的任务。此后,国务院办公厅、中宣部多次下达编修地方志的通知,对修志工作提出全面要求。根据上述文件要求,中共辽宁省委、省政府及省委宣传部、省政府办公厅发出一系列文件,要求各市县党委、政府及省直各部门组建修志机构和队伍,制订规划,保证经费,加强领导,保证质量,在2000年末或稍后一点时间完成第一届编修社会主义的省市县三级志书的任务。20世纪80年代初在辽宁兴起的编修社会主义新志书的热潮,其规模之大、兴师之众、涉面之广、耗资之巨、成果之丰,不仅是20世纪辽宁修志史之最,也是自元代以来辽宁修志史之最。
          这次修志一改旧时修志之古法,体现出新时代修志工作十大特点:1.成立专职常设机构,配备专职人员。2.全新的观点和方法。省市县三级志书按“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材料”的要求编写,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准绳,对历史事件和人物进行研究和记述。修志方法也一改古代修志的老传统,由少数人修志变为“众手成志”,由封闭型变为开放型,以全新的面貌出现,几乎动员了社会各个层面。3.体例创新,篇目基本统一。全省三级志书除《沈阳市志》采用了条目体外,均采用了篇章结构模式,述、记、志、传、图、表、录,体裁完备;篇目设计按现代学科分类为主兼顾社会分工,在这个前提下,突出地方特点、行业特点和时代特点,既遵循新志书的共性,又要体现出其个性。4.志书的内容极为广博。三级志书几乎涵盖了一地自然和社会、历史与现实的各个领域,融资料性、科学性、学术性、可读性于一体,成为一地最全面、最系统、最宏博的地情信息载体。5.断限一致。按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要求,三级志书的上限不作统一规定,下限至1985年底,但个别市县志也有下延至80年代末或90年代初的。6.志书的种类有较大实破。除省市县三级志书外,还编修出大量的专志、行业志、部门志等等,从而拓宽了方志编纂的领域,使志书这一古老的载体具有了现代适用性,焕发出青春的生命力。7.注重方志理论研究。这次修志以研带编、以编促研,大大提高了志书的质量。从80年代起,全省成立了省、市方志学术团体——省市地方志学会。省市地方志办公室创办了《方志天地》、《大连春秋》、《抚顺古今》及市志通讯等14种学术刊物,并出版了一批方志学术专著。8.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溢美、不饰过,力求保持历史的本来面目。9.遵循详今略古的原则,重点记述新中国成立后36年的革命与建设业绩。10.志书编纂使用了现代技术,文图并茂,装帧和印制精美,使新志书达到了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提高了新志书的整体质量。以上10个主要方面是新志书编纂及其风貌与旧志书的主要区别,是旧志望尘莫及的。
          20年来,新志书编纂工作主要在三个层面上展开。首先是完成主体工程——编纂省、市、县三级志书。《辽宁省志》实际编纂工作起步于1986年,预计到2003年前可完成全部编纂任务。全志约5000万余字,字数相当于《奉天通志》的7倍,远超过从元代至民国时期辽宁所修旧志的总和。
          市级志书编修工作也始于80年代初。市志为多卷本志书,少则3卷,多则为54卷,其余各市均在4~20卷之间。市志的编纂方法大体分为两种形式:一是与省志编纂方法同;二是由市属各部门提供原始资料,由市地方志办公室编撰,预计到2003年左右可全部完成。
          辽宁省县志编纂工作起步于70年代末,走在全国之先,并于80年代初出版了台安、本溪、长海三部县志。其余各县修志大致始于80年代初。修县志的同时,很多市区也编纂出版了区志。
          其时,各级地方志办公室按各级党委、政府的要求,发扬本部门的优势,编纂出版了510余部行业志、部门志、企业志、乡镇志和山志、水志、路志等各种专志。在专志中有3部最具代表性,在国内外均产生较大影响。一部是《辽宁乙丑水灾志》,此志是新中国成立后全国第一部以记载一方水灾、抗灾、救灾为内容的专志。全志40万字,记载了1985年辽宁省发生的重大水情灾情和党政军领导机关带领全省军民抗洪抢险救灾的重大决策、重要活动和战胜灾害中涌现出来的英模人物和事迹。原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成员、秘书长郦家驹称此志“开创了新志书为现实服务之先河”。此志获全国北方15省优秀图书二等奖,获辽宁省第三届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另一部是为了纪念“九一八”事变60周年,由副省长林声主编,省地方志学会和省档案馆组织编写,由苏长春、韩志峰负责总纂的《“九·一八”事变图志》(此志是《“九·一八”事变丛书》中的一本),记载了日本帝国主义为发动武装入侵东北所做的各种准备、制造“九一八”事件及侵占东北的经过、扶植伪满傀儡政权、对东北抗日军民的镇压、东北抗日军民的反满抗日斗争、苏联和美英法大国的反应以及“国联”的调解等,志书中还收录了271幅珍贵的历史照片,是一部名副其实的文图并茂专志。此志荣获第六届中国图书奖一等奖。第三部是《中日甲午战争志》,此志是为了纪念甲午战争一百周年而编写的。
        此外,各市及部分县地方志办公室及省直单位的地方志编辑室还编辑出版了地方综合年鉴、行业年鉴和部门年鉴。其中质量较高、在全省和全国年鉴中较有影响的有《大连年鉴》、《鞍山年鉴》、《抚顺年鉴》、《阜新年鉴》等;行业年鉴有《辽河石油年鉴》、《沈阳铁路年鉴》等。
        辽宁方志工作者在20年的方志编纂实践中,还出版了一批方志(包括年鉴)学术著作。大体上可以分为五大类:第一是旧方志考略类。如郝瑶甫的《东北地方志考略》、辽宁省图书馆陈加、郭君、孙仁堂等人编著的《辽宁地方志论略》,较有代表性。二是方志理论及方志史类。如辽宁大学历史系教授王晓岩编著的《分类选注历代名人论方志》,全书收录了历代政治家、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方志学家86人的103篇文章,论述了我国方志的起源与发展、方志的性质与内容、方志的体例及史志关系、修志的目的及意义、方志编纂及要求等;方志史研究成果有王晓岩的《方志演变概论》。三是方志文献类。1983年辽沈书社出版了省档案馆孙景悦、董慧云编辑的《编修地方志档案选编》。这是一部修志档案汇编,较全面、系统地反映了此时期辽宁修志情况,是研究辽宁方志史的一部重要参考书。以上三类方志著述,主要是对编纂旧方志的研究,而且偏重史论方面。四是新方志理论著作,全省有近10部。这些著作具有5个显著特点:一是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在继承批判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创新;二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从修志实践中总结出理论,又以理论指导修志实践;三是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实用性,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实用方志学”;四是论述的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到方志学各个领域;五是言之有物,著述者多是新方志的实际编纂者,又是新旧方志理论的研究者;既是行政主持人,又是学术带头人,所以撰著之作不空洞。主要代表作有苏长春著述的《新编方志文论》、陈国山的《方志年鉴笔谈》、张其卓的《志海求艺》及其主编的《新志书编纂求索》、王万涛的《志海探微》。《方志年鉴笔谈》一书是全省惟一一部方志与年鉴合璧的论著,作者着力探索的是新方志应当写什么、怎么写,对如何编纂地方综合年鉴提出颇有见地的观点。《志海探微》是全省方志界惟一一部集史、志、文于一体的著述。五是方志人物类。记述当代方志人物传记的“地方志人物丛书”,这套丛书名为《当代中国志坛群星集》,由邵长兴主编,现已出版第一、二集,记述了193名全国方志工作者十几年如一日地奋斗在方志事业的业绩,讴歌了他们不为名、不计利为全国方志事业奉献的精神。
          从20世纪80年代编修新方志始,为了借鉴旧方志,开发利用旧方志,辽宁各级修志机构还整理出版了旧方志。1983年东北文史丛书编辑委员会点校影印出版了《奉天通志》五卷本。1984年辽沈书社影印出版了《辽海丛书》五卷本。1985年辽宁省地方志办公室编印了《辽宁省地方志书序跋选》,1987年又编发了《辽宁省地方志书小序凡例选》。前者选录包括明至民国时期重要的省、府、厅、州、县志306篇序跋;后者选录了从明至民国时期各级志书凡例43篇、小序(专业志序)538篇。这两本书是研究辽宁省旧方志理论、编纂历史的重要文献。1999年,辽宁省地方志办公室对全省旧志整理作出统一部署,成立了辽宁旧志整理委员会,按省里的要求,本着“大统一、小自由”的原则,依市设卷,分头影印出版旧志,合称“辽宁旧方志”。
          20世纪末期,长海、昌图、桓仁等少数县和少数省直部门完成首届编修新志书之后,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和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关于续修志书的要求,已起步续修下届志书。可以预见,21世纪辽宁的方志编纂和研究,必将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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