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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认真总结首轮修志经验是做好续修工作的切入点
    • 时间:2012-06-27 来源: 由作者苏长春提供 作者:
    •   目前从全国总体看,首轮修志工作接近尾声,下一轮续修工作也已启动。我认为在这终始之间,应有两三年的休整期是十分必要的。理由有三:①从理论上讲,毛主席在《实践论》中指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认识的能动作用,不但表现于从感性的认识到理性的认识之能动的飞跃,更重要的还须表现于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这一个飞跃。”我们的修志工作也必须在这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指导下才能取得成功。②从实践上讲,在军事史上,两次战役之间都要有一个休整期,以便疲劳之师得到休整,总结经验,为下次战役做好多项准备。修志工作也当如此。③从经验上讲,我国民间有句经验谈,叫“磨刀不误砍柴工”。两轮修志之间总要磨磨刀,以利再次砍柴。
        那么修志工作的休整期的主要任务(不是所有任务)是什么?我认为主要有三项:一是认真总结首轮修志工作经验与教训(包括领导与体制、成绩与不足、实践与理论、修志与用志、机构与队伍等等);二是深入地进行理论研讨,对某些重要理论问题进行专题研究;三是重新学习,培训队伍。本文拟就如下问题作些探讨。
        一、首轮修志工作成就斐然,不可置疑
        正确地评估首轮修志工作的成绩是做好续修工作的前提条件,否则就失去了续修工作的基础和前进的起跑线。首轮修志取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但我认为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一)修志工作获得国家立项,取得了“红色户口本”,在社会主义各项事业中获有一席之地。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出现过两次修志之举。一次是肇始于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初期因政治、经济等原因而中辍。一次是始于80年代初,也就是首轮修志。这两次修志有三个共同特点:①都是由民间或社科组织发起,由党和国家领导人倡导和号召。②都是经历了由下而上、再由上而下的发展过程。③都是走过了由“民办”到“官办”的曲折道路。以80年代首轮修志为例略加分析。首轮修志大体经历了由民办——半民半官——官办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民办”,大体上是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先由黑龙江呼玛县、山西临汾市和寿阳等县及辽宁台安县等全国数十个市县,由下自发地开展了编修新县志工作,至80年代初已有呼玛、台安、萧山等5部县志问世。这一阶段全国修志工作主要由中国地方史志协会协调和指导。第二阶段是“半民半官”运作,大体上从80年代初到1984年7月。1980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批转国家档案局的全国档案工作会议报告中“号召编史修志,为历史研究服务”。同年4月,胡乔木在中国史学会代表大会上讲话中提出:“地方志的编纂,也是迫切需要的工作……我们要大声疾呼,予以提倡。”自此,编修新方志在全国各地方虽方兴未艾地开展起来,但仍步履艰难。第三阶段是由半官半民发展到“官办”。为了打破修志工作出现的“欲干不能、欲罢不忍”的沉闷局面,1984年7月30日董一博上书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8月20日胡耀邦对董一博的信作出批示,要求中央加强对地方志工作的领导,并明确指示:“确要有一个敢抓敢闯的人牵头。”这是编修新方志以来中央领导同志首次对全国修志的表态。在这个大背景下,经过多方面的努力,1985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出了33号文件,转发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关于加强全国地方志编纂工作领导的报告》,在转发的通知中,要求各地要“进一步加强领导,充实人员,加强队伍建设,切实解决地方志编纂工作中的问题。”并要求地方各级政府“适当解决”有关编制、经费、出版等问题。这是首轮修志工作争取到的第一个“红头文件”。这一阶段全国修志工作是由中指组主导、中国地方志协会协助运作的。直到1986年12月,经国务院批准召开了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后,全国修志工作才出现了自上而下的有领导、有步骤、有规划的大一统局面,才由“半民半官”的状态发展到“官办”的轨道上来。但是,这份“红头文件”并未明确修志工作是一项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修志工作的连续性和制度化,也没有明确规定地区和城市市区是否同步修志。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修志工作只是取得了“蓝色户口本”——“临时户口”。第四阶段是国家立项,修志工作制度化。1995年8月,经国务院同意,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领导成员作了重大调整,李铁映同志任组长,在调整后的二届一次会议上,决定召开全国地方志第二次工作会议。1996年5月召开了第二次工作会议,李铁映同志作了重要讲话,明确指出:“修志事业是伴随着中华民族生生息息永不尽竭的光荣事业。志书是中华民族世代奋斗、兴衰荣辱的史诗画卷。伴民族、随历史,代代相济,永不断章。一届志书完成之日,就是新一届志书开修之时。为了浇灌好方志事业这棵常青树,发展这项文化、学求事业,必须保持修志机构、修志队伍的稳定,这就一定要使之制度化、规范化,也就是科学化。要在总结修志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制度,制定法规。”而且指出修志工作是“各级政府的职责”,是各级政府领导的“官职”、“官责”,必须坚持“一纳入”、“五到位”,必须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持,专家修志,三审定稿制度”。这次讲话,可以说是方志界的一声春雷,一场及时雨,一个指南针,揭开了修志工作新的一页。它为争得国务院办公厅第二个“红头文件”奠定了理论基础。同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地方志编纂工作的通知》,这是首轮修志工作争取到的第二个“红头文件”,也是编修新方志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纲领性文献。这个《通知》除了明确规定了编修新方志的指导思想、加强领导外,具有如下特点:①首次以国务院办公厅名义为修志工作定了位。《通知》指出:“编纂地方志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千秋大业。”②首次正式将地区志和城市区志纳入编修新志书的系列,使省、市、县三级志书构成完整体系。③首次明确“每20年左右续修一次”,使修志工作制度化,永不断章。④首次提出“必须建立一支德才兼备的修志工作队伍”,“努力从高等院校和科研部门输入更多有较高专业水平的青年人才”。⑤首次要求“制定和完善有关规章制度”。这五个“首次”标志着编修新志书工作已在国家立项,成为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确定了它制度化、规范化、有序化、传承化的地位。这个《通知》就是国家发给修志工作的“红色户口本”,即永久性“户口”。这不能不说是首轮修志工作取得的最大成就。
        (二)修志取得较广泛的社会共识。由于有了国家的“红头文件”,加之20多年来方志界十万大军的艰苦奋斗、努力拼搏,可以说目前全国从中央到地方、从领导到群众、从业内到业外都认同了修志工作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可行性。方志界不会忘记,1987年2月18日,天津市公安局一名干部上书给时任总理的赵紫阳,指责编史修志是“乱出点子”、“刮一阵风”、“兴师动众”、“劳民伤财”等等。2月28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编史修志不要刮风》的评论员文章,也称编史修志是“兴师动众,劳民伤财,影响工作,实在应该刹一刹。”一石激起千层浪,此言一出,即遭到全国广大方志工作者强烈反响,包括一些地方领导也给以抵制。吉林省原副省长王季平投书《人民日报》,不赞成这种看法。时任江苏省省长的顾秀莲在该省的地方志工作会议上也明确表态:“我们自己要坚信自己的工作,不要这个风那个雨的。只要做得对,就要坚定不移地干下去;如果觉得不合适就修改。”在这种情势下,经过调查研究,6月11日《人民日报》重新全文发表了曾三同志在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以正视听,以挽回影响。”这次风波,险些把修志工作刚刚取得的“蓝色户口本”毁掉。这说明直至80年代中期,社会上某些群体对于修志工作尚持有异议。但结果也正应了那句“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的”的名言,通过这次全体方志大军的抗争,此后再也无人敢于对修志工作说三道四了。
        (三)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主持、各级地方志编委会及办公室组织实施、专家学者参与修志”的运作机制。这种运作机制是方志工作者在修志实践中不断总结和完善起来的,得到了社会公认。应当说明的是,就目前而言,“专家”包括方志界业内专家和大专院校、各行业从事方志工作的教授、学者、行家等。这可以说是首轮修志取得的人才成果。
        (四)取得了丰硕的编纂成果。20余年来,广大方志工作者身处无权、无钱、无利的“三无世界”,面对“清贫、清苦、清淡”的“三清环境”,呕心沥血,辛苦笔耕,取得了极广泛而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主体成果,即国家规定的省、市(地区)、县(城市市区)三级志书。截至2003年底,首轮三级志书已完成规划的82%,其中省级志书完成74%,市、县级志书各完成91%。另一类是取得了多元化成果。这类成果门类广泛,内容五彩缤纷,形成志坛中的百花园地。主要成果有:①拓宽了修志领域,编修出版了一大批行业志和基层志(包括院校、院所、乡镇村、企事业志等);②编辑出版了一批专志(水志、山志、陵寝志、桥志、馆志等等);③编辑出版了特产志(茶、瓷、烟、果、药志等等)和地方风物志;④编辑出版了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名人志、书画志等等;⑤编辑出版了地方年鉴和地方史,把志、鉴、史一统起来;⑥结合地方政事,编辑或出版了一些政事志,如《“九·一八”事变图志》、《甲午战争图志》、《“九·一八”事变实录》等等;⑦各地开展了整理、出版、研究、利用旧志的工作。
        二、首轮修志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
        前文已说明,新中国成立后开展过两次修志工作,前一次中辍。所以本题所言时代特点,只能与旧时修志相比较。笔者认为主要有如下特点。
        (一)建立了修志常设机构和专职修志队伍。据史载,我国自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才设有专门修志机构志局。黄鼎在《[乾道]四明图经序》中说:“爰自大观元年,朝廷创置九域图志局,命所在州郡,编纂图经。”《宋元四明六志余考》也称:“大观元年朝廷创置九域图志局,命州郡编纂图经,于是懋诚撰此书。”(指李懋诚纂修的《[大观]明州图经》——笔者注)元明两朝,也曾设局修志。清代朝廷虽有一统志馆,但州县并无“志科”。因此章学诚力主设“志科”。他在《州县请立志科议》中说:“州县纪载,并无专人典守,大义缺如”,到了修志之时,“率凭一时采访,人多庸猥,例罕完善,甚至挟私诬罔,贿赂行文。”“故州县之志,不可取办于一时,平日当于诸典吏中,特立志科。俾佥典吏之稍明于文法者,以充其选,而且立为成法。俾如法以纪载,略如案牍之有公式焉,则无妄作聪明之弊矣。积数十年之久,则访能文学而通史裁者,笔削以成书,所谓待其人而后行也。如是又积而又修之,于事不劳,而功效已为文史之儒所不能及。”又说:“州县既立志科,不患文献之散逸矣。”他的主张早在《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中就提出过,他说:“今之志乘所载,百不及一,此无他,搜罗采辑,一时之耳目难周;掌故备藏,平日之专司无主也。尝拟当事者,欲使志无遗漏,平日当立一志乘科房,佥掾吏之稍通文墨者为之。凡政教典故、堂行事实、六曹案牍,一切皆令关会,日录真迹,汇册存库,异日开局纂修,取裁甚富。虽不当比拟列国史官,亦庶得州闾史胥之遗意。今既无及,当建言为将来法也。”但是,他的这些建言,清廷并无回应;他的理想也未能实现。到了民国时期,虽然民国政府要求各省设馆修志,但是与历史上传统一样,修志时则设,完成时则撤;修志人员也是修时延聘,修完则散。真正能让历史贤达“遗意”得以实现、让章学诚的理想变成现实的,当是新中国的首轮修志。国家明确要求建立起常设的、具有行政能职的省、市、县三级修志专门机构,而且各级修志机构配备了数量相当、具有一定专业知识的专职修志队伍。这应当说是时代的产物,也是时代的特点。
        (二)编纂与理论研究并重。从总体倾向来说,旧时修志重志书编纂轻理论研究。民国以前,应当说方志理论论述者不乏其人,《中国方志大辞典》中收录的方志人物即达440余人;王晓岩编注的《历代名人论方志》一书中收录的历代(民国以前)名人论述方志理论者近90人。这些人中包括了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史家和方家,他们或长或短、或深或浅、或全面或单击一点,都对方志理论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论述的内容也极其广泛,可以说包揽无遗。论述之精辟,也令今人为之感叹!如早在晋代常璩所撰《华阳国志?序志》中便认为,单记方国史事、州郡地理、一方人物,都不足以反映一个地区的全貌,从而提出方志应汇史事、地理、人物于一编的主张。这种观点为后世修志者据为典则。他在“序志”中还提出了志书具有“达道义,章法式,通古今,表功勋,而后旌贤能”的五大功能,可谓我国方志史上最早全面论述志书功能之人。但是,在两千多年的方志史的长河中,除极少数人(如章学诚、梁启超等人)有论述方志理论专文之外,并未产生过方志理论专著。这些前人论述的观点,大都散见于各类志书的序跋或来往书信之中;所论之事,也往往是因事而发,就事论事,既不完整,也不系统。直至民国期间,才出现了一些方志学专著。《中国方志大辞典》和《中国地方志辞典》所收录者也只十余部。这不能不说是旧时修志的一种缺憾。而新中国的首轮修志,理论研究几乎与新方志编纂同时起步,20余年来,方志理论研究与方志编纂同样取得了丰硕成果。主要表现在:其一,理论成果丰硕。论理成果包括:①通论专著类,如《方志学概论》(包括论稿、综论、通论、简论、教程等等),有27部;②编纂专著类,如《新编方志十二讲》(包括入门、探微、手册、指南等等),有86部;③个人论文专著类,如《傅振伦方志文存》(包括丛谈、文论、论集、文选、论丛等等),有120余部;④群体论文集类,如《中国地方史志论丛》等,有145部;⑤志书评论集类,如《青州市志评论集》等,有55部;⑥提要考略史论专著类,如《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考录》等,有59部;⑦工具书与方志人物类,如《中国方志大辞典》(包括综览、方志学者辞典和志坛群星集等等),有15部。这些理论成果研究的领域极其广泛,从宏观到微观、从内容到形式、从通论到专论、从机构到队伍、从新志到旧志、从继承到创新、从学科理论建立到方志应用、从编纂到管理,远远超出旧时方志理论研究的范畴,极大地丰富了我国方志理论宝库。其二,自上而下地建立起方志学术团体,有中国地方志协会,下有省市两级地方志学会(协会),个别县也有学术组织,形成了一支编研结合、内外结合、专兼结合的理论队伍。其三,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学术活动,主要有全国地协召开的年会、中指组召开的专题理论研讨会、区域学术讨论会、省内学术年会及专题研究会、专门志书(城市区志和地区志)理论研讨会等五种类型学术会议,有力地推动了学术研究深入发展。其四,自上而下地创办了一批各具特点的学术刊物,上有《中国地方志》,省有省级刊物,少数市(地)也创办了学术刊物,带动了理论研究。
        (三)全新的修志思想和编写方法。首轮所修是社会主义新方志,其指导思想和目的与旧时代截然不同,编纂方法也泾渭分明。首轮修志全新的指导思想集中到一点,就是胡乔木同志于1980年4月在全国史学会代表会上讲话中指明的:“要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材料和新体例,继续编写好地方志。”其目的概括为一句话就是要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旧时的编修方志是靠延聘少数知识分子闭门修志,而首轮修志是依靠专业人员、借助社会力量,集思广益,众手成志。
        (四)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用志活动,提高修志工作和新志书的知名度,充分发挥了新志书的功能,取得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李铁映主持中指组工作后,多次强调“修志为用”的思想,指示全国方志界要积极开展用志活动,发挥志书效益,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他在全国地方志第二次工作会议上讲话时指出:“用志是新时代方志事业的新特点、新发展。用志是服务当代,以志为鉴的重要任务。”“要指导社会用志,为两个文明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服务。”并且提出了用志的方法要改革,大胆探索。在这个思想指导下,上自指导组,下至省市县修志部门,积极开展了丰富多彩、生动有效的用志活动,并建立起一批用志活动基地——省级方志馆。据黑龙江省地方志办公室考查组在《全国21省市区地方志工作考察报告》中提供的信息,目前全国在用志方面有如下特点:①“用志范围全程化。即由过去的用在修志后向用在修志中、用在修志前转变,更加注意运用修志的原始资料和中间成果……一些省市还在摸索用好修志理念、用好修志机构、用好修志队伍、用好修志人才的用志途径。”②“用志方式多样化。一些省市通过教材读物、影视作品、媒体专栏、学术活动、资政文章等多种形式开展用志活动。”③“用志措施超前化。”即多跳“当头炮”,少走“马后炮”,“用志要用在节骨眼上”。如桓仁县《五女山志》就是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工作中完成的。
        (五)首轮修志采用了现代化技术和手段,保证了印制质量,加快了进度。这也体现了时代特点。
        三、首轮修志工作的基本经验和主要教训
        长达20多年的首轮修志工作,是在“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当中走过来的。其经验颇丰,教训也不少,本文只能就其基本经验和主要教训加以论述。
        (一)基本经验。拟概括地总结出首轮修志之经验,绝非易事。但笔者认为,基本经验就是两条。其一,各级党政领导重视。领导重视与否,是决定一方修志工作成败的关键;领导重视的程度,是一方修志顺利与否的保证。首轮修志起步初期,方志界普遍流行这样一句话:“搞好搞不好,关键在领导;重视不重视,关键在认识。”这看来是普普通通的一句话,却是方志工作者从多年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真言,而且一直被20余年的实践验证着。凡是领导对修志工作认识高,就对修志工作重视,就能对修志工作到位,视其为“官职”、“官责”,对修志工作就舍得投入人力、财力、物力,那里的工作进度快,成果大,生气勃勃。反之,领导对修志工作认识不够高或很差,就对修志工作不那么重视或很不重视,视修志工作为分外事,就舍不得进行“三投入”,那里的工作便拖拖拉拉,成效不大,死气沉沉。总之,领导对修志工作的认识和重视的程度,与修志工作的成效成正比。正如陈奎元同志指出的:“首轮修志工作的实践表明,要做好地方志工作,关键在于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视和支持,提供必要的条件。”其二,方志工作者艰苦奋斗、努力拼搏,是首轮修志取得丰硕成果的基础条件。胡耀邦指出修志工作“确要有一个敢抓敢闯的人牵头。”作为全国领导机构要有一个这样的人,而对全国来说就不是一个这样的人,在实践中涌现出成千上万这样的人。为了打开沉闷的修志局面,为了推动各地修志工作的发展,他们发扬了敢抓、敢闯、敢争、敢干的精神和勇气,宣传领导,争取支持;宣传群众,创建队伍;宣传社会,争得认同;宣传家人,争得理解。他们不为名,不为利,勇于奉献,甘于吃苦,忠于职守,呕心沥血地在这块瘠薄的土地上,终于开拓出一片沃土,培育出“方志事业这棵常青树”。应当公允而客观地说,没有这批带头人和拓荒者,就没有今天这样生机勃勃的方志事业。正如时任中顾委委员、中国社科院党组书记的梅益同志在为《当代中国志坛群星集》(第一集)所作的序言中所说:“在志书与方志学理论著作纷纷问世之际,编辑一部志坛有突出贡献者的传集,记述他们默默奉献、开拓进取的品格、事迹与学术观点是很有意义的。”他们为编修新方志而“四处奔波,伏案研写,艰苦备尝;为建设新方志学理论,苦心孤谐,殚精竭虑。他们的求真务实精神令人感佩。”“方志工作的发展,除了领导重视外,还要靠方志工作者本身的努力”;“立足于自己是正确的抉择,就像这十几年来,由于方志界自身埋头苦干,终于出现了当前的繁荣局面一样。”梅益的这些评价,绝不仅仅是对载入这本书中的人而言,而是对全国方志界十万大军的正确而公允地评价。没有全国广大方志工作者的“伏案研写,艰苦备尝”、“苦心孤谐,殚精竭虑”和“埋头苦干”,方志事业便不会出现繁荣兴旺的局面。因此,笔者认为,首届修志的经验可能总结出几十条,但最基本、最重要的就是领导重视与群众努力这两个积极性的相结合,缺一不可。
        (二)主要教训。首轮修志是在这样两个大背景下起步的:一是在某种意义上说,首轮修志是“白手起家”的,是在零起跑线上起步的。首轮修志编纂的是社会主义新方志,其指导思想是胡乔木同志提出的“四新”思想。这是前无古法的。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虽然可以借鉴旧志,但也仅仅是“借鉴”而已。二是,首轮修志是在思想准备不足、理论准备不足、队伍准备不足的情况下起步的,只能边写、边干、边研,在探索中前进,在前进中探索。基于这两点,首轮修志出现一些教训、走一些弯路是在所难免的,也不足为奇。应当吸取的教训也可能总结出十条八条,但笔者认为主要是三条:其一,“人治”主导修志工作,因此带有很大的随意性。所谓“人治”,即修志工作的快慢成败取决于各级地方政府主要决策人对修志工作的参与程度。决策人认识高一些,参与程度就深一些;决策人认识差一些,参与程度就浅一些。所以,由于各地主要决策人对于修志认识的差别与参与程度的深浅;或者由于决策人的不断变化,前任与后任对修志认识不同而导致对修志参与程度的差别,使得一省、一市、一县和一个单位的修志工作全程出现了起伏曲折发展阶段,一个地方红红火火,另一个地方冷冷清清;一个时期走走,另一个时期停停。这种现象在首轮修志工作中屡见不鲜。其二,理论研究的广度和深度不够。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①理论的摇摆性,或者说是理论的不坚定性。我参加《中国方志通鉴》一书理论部分的编写,分担了12个专题。对于每个专题,都搜集并查阅了大量的理论专著、论文集与论文,从中发现修志20余年,很多理论问题仍然无定论,甚至是“婆说婆有理,公说公有理”,缺乏认同性。如关于体式的问题,虽然对大、中、小篇讨论了一番,结果“要从实际出发”一言出,使形成了“百花齐放”的局面;横排门类被认为是方志的主要特征之一,研究的结果因“宜横则横,宜纵则纵”一论出,便随其自便;断限问题,研究与实践的结果,则是“上不封顶,下不保底”;详略问题也最终被一种永恒的理论所取代,即“该详则详,当略则略”,如此等等。理论的不坚定性,必然导致实践的摇摆性,各抒己见,各行其是。②理论的单一性。笔者认为,方志研究主要应当包括理论研究、编纂研究、方志史研究、方志批评研究和方志应用与管理研究等方面。但从首轮修志方志研究成果看,主要是偏重于方志编纂研究,这方面的专著就有86部之多,而方志理论研究的专著只有27部,其中有11部是院校教授或学者所著;个人与群体论文集中及个人论文,绝大多数也是论述方志编纂的。这种理论研究的单一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修志工作的实践。③理论的亦趋性。在27部理论专著中,真正具有自己理论体系及个性观点的为数不多,也大都出自教授、学者之手;其余者大都“貌离神合”。虽然也有的专著和专文提出一些“标新立异”的见解,但是连作者本人也不得不说多数还是设想,或者说实际也无本质差别云云。正如欧阳发同志所云:“我总觉得有点指着兔子让别人去撵的味道。”其三,长期未形成权威的指导中心。首轮修志工作如果从1980年算起至2000年末止,整20年时间。大体上可分为两个时期。前15年为低潮期,这个时期可分为两个阶段,1980年至1983年初基本上是由中国地方志协会指导。1983年4月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正式成立后,由指导小组指导全国修志工作。但是,由于多种原因,在长达15年的时间里,作为全国最高修志指导机构,却缺乏权威性,未能形成指导全国修志的权威中心。当然这不是当时的领导人的问题,可以肯定地说,这个时期的领导人确实为修志工作茹苦含辛,精诚竭力,做了他们力所能及的工作,功不可没。但是,由于缺少权威性,不是他们无所作为,而是有为不能所作,往往是事倍功半。自1995年8月起的后5年为第二个时期,也就是李铁映同志主持中指组工作后,由于具有权威性,使全国地方志事业由艰难跋涉的岁月,走向高潮期;由波谷走向波峰。李铁映主持工作后,提出一系列的重大决策和指导思想(如前文所述)。所有这些决策和指导思想,都为争取方志工作取得“红色户口本”和争取制定地方志工作条例奠定了坚定基础。我们应当从这前后两个时期的对比中吸取教训和经验。
        四、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做好续修工作
        陈奎元同志在中指组三届三次会议上讲话中指出:“要把新一轮修志工作做好,就必须注意总结首轮修志工作的经验和教训,这是我们在新世纪进行创新、将地方志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的关键。”这一指导思想是非常重要的。笔者认为,认真总结首轮修志工作的成就、经验和教训,是做好续修工作的切入点。(这里所说的“续修工作”不单指已经启动的编修续志工作,也包括每20年一修的“续修”)。在总结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如何做好续修工作呢?概括地说,应当从两个方面进行研究,即“内涵与外部条件”。“内涵”研究微观问题,主要是研究续志的形式、内容、编纂方法等;“外部条件”研究宏观问题,主要是研究续修工作应具备的外部条件。研究内涵是目的,研究外部条件是手段,两者缺一不可。但是,笔者认为,目前方志界比较重视对“内涵”的研究,近几年来,方志界对续志内涵的研究发表了很多文章(笔者也发表了两篇拙文),进行了较为广泛深入的讨论,本文不拟对此多议。概括地说就是三句话:体例应创新,内容须变化,方法要改革。相反却忽视对续修工作外部条件的研究,本文拟就此谈谈看法,以期引起方志界的重视。
        总的看,续修工作的外部条件比首轮修志要好得多(因不是本题主论,故不展开),但一些新情况不容忽视。如县级修志机构或被裁撤,或被合并,名存实亡。省直机构处在改革之中,有的被裁撤,有的被合并,续志的某些专业志难以找到对口承编单位;依然存在的部门也将原来的修志机构撤掉。再如修志队伍,以省级为例,原有的各专业志的修志队伍已解散,再想重新组建一支队伍十分困难;即使组建起来,也是“白丁”队伍,很难胜任。再说资料,由于机构改革,资料分家的分家,销毁的销毁;改革开放出现的一些新事物的资料,由于没有对口部门管理,也很难搜集。所以,从这些新情况来看,续修工作的外部条件不容盲目乐观。从这个意义上说,续修更应具备强有力的外部条件,才能保证续修工作“伴民族、随历史,代代相济,永不断章”。因此,我认为必须抓好续修工作的外部环境建设。外部条件也是很多的,主要应抓好四项工作。
        (一)切实抓好立法工作,使续修工作由“人治”走向法治。首轮修志工作是在“人治”的条件下运作的,带有很大的随意性,其弊如前文所述。因此,要为续修工作立法(包括法规),依法修志。立法以成规矩,人换法不变,谁主政都得依法办事;如不依法行事,便可依法监督。应尽快制定出比较符合实际、全面系统、有可操作性的修志法规,使续修工作走上科学化、法制化的轨道,这是当务之急。因此,当前一项重要任务,是如何把李铁映同志提出的“一纳入”、“五到位”的要求,具体化为法规条文,逐条逐项地作出明确规定,形成修志工作的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在条例中,对全国省、市、县三级修志机构的性质、建制及三级修志机构的编制,对修志队伍的建设(包括人才条件、培养培训、职称评定及其结构),对志书审核审批制度,对各级地方政府领导修志工作的责任制等等,都要作出明确的而不是模棱两可的规定。正如陈奎元同志指出的:“地方志事业要健康、持续地发展,只有走上法制化轨道,依靠法律法规的支撑和制约,依法行政,才会有力度,才有后劲,才能维持。”
        (二)强化中指组的行政职能,形成权威的指导中心。要变“指导”为“领导”;变“小组”为“办公室”,其名称改为“国务院地方志办公室”(这个名称可能不合适,其意思是一定要冠上国务院字样);变“代管”为“直管”,即直接由国务院管辖,大体上可依照党史的领导体制。总之,要使中指组具有对地方政府进行统摄的力量,以便监督、检查“一纳入”、“五到位”的执行情况。
        (三)加强理论研究和学科体系建设。斯大林同志指出:“理论若不和革命实践联起来,就会变成无对象的理论,同样,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李铁映同志主持中指组工作期间,曾多次指出要加强理论研究。陈奎元同志在其首次主持中指组三届三次会议讲话时就指出:“但从总体上说,方志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还是比较薄弱的环节,同时现在又是具备条件可以形成较为完善的方志理论和方志学学科的大好时机。我们要认真组织全国方志理论工作者,加强方志学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的研究,做好学科建设的各项基础工作,争取尽早形成较为科学的、完整的方志学理论体系和方志学学科体系。”概括地说,他的讲话明确了这样几个问题:①肯定了首轮修志工作理论研究的成绩;②指出当前理论研究仍是较为薄弱的环节;③指出续修工作是理论研究的大好时机;④明确了理论研究的任务和方向;⑤指出了理论研究的组织者和依靠力量。在某种意义上说,理论研究成为制约方志编纂实践的“瓶颈”。因此,必须下大力气突破这个“瓶颈”。
        (四)续修志书质量的优劣,取决于修志队伍素质水平的高低。如果说续修工作的成败取决于政府行为和法制建设,那么续修志书质量优劣的关键则在于修志队伍素质水平的高低。对此,李铁映同志曾多次强调指出,他在全国地方志第二次工作会议上强调:“修志的当务之急是培养人才。”他说:“专家修名志,名志传千秋。事在人为,关键在人才。”在全国地方志奖颁奖大会上李铁映同志再次强调说:“名人修名志,高水平的志书需要高水平的人来修。事在人为,关键在于修志队伍。”陈奎元同志也强调指出:“为了进一步提高志书质量,各地方志工作机构还要逐步完善人才培养选择和管理机制,努力造就一支高水平的地方志编研队伍。”我认为这些思想确实抓住了要害。既然修志工作“伴民族、随历史,代代相济,永不断章”,那么对修志人才的培养也应与修志工作同步。从根本上说和长远考虑,若想建立起一支高素质的人才队伍,必须克服短期行为和临时观点。每个省在一所有条件的高等院校设置地方志专业,保证每年都能向各级修志机构输送受过高等教育的专门人才。采取“换血”的办法,经过七年八年,使各地修志队伍得到彻底改造,整体素质上一个新台阶。这样一支队伍是续修志书的依靠力量。这一设想的可行性如何呢?从人才市场角度看,社会需求量很大。以辽宁省为例。辽宁省辖100个县(市、区)、14个市,包括省志办共115个专职修志机构,现有专职修志人员400余人(以上为1998年情况)。如果全省每年需要大学毕业生(包括少数方志专业研究生)50人,经过八年,全省三级修志机构的专业队伍就可以得到根本改造,这支队伍就会成为高素质(单指专业理论、基础知识和学识水平而言)的队伍,地方志部门就能成为胡乔木同志所说的“科学研究”的地方。目前国家教育部门正在进行教育结构改革,其中包括院校专业设置的结构调整,其指导思想是根据人才市场的需求而调整专业设置。据笔者了解,一些院校的历史、哲学等专业,近年来招生生源不足。究其原因:一是供大于求,二是毕业后无出路,学生不愿报考。像这样的专业就可以减少招生数量,开设地方志专业,以满足市场需求。也可以采取委培、定向等招生办法,毕业后学员分配到委培、定向接受单位。这既拓宽了办学路子,又消除了学生毕业后去向的后顾之忧。因此,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应积极与国家教育部沟通,建议教育部在一些高等院校内开设地方志专业,为续修工作培养专业人才,使“专家修志”由空想变为现实。
        本文所言,既是笔者多年参与首轮修志实践所感,也是近期对首轮修志工作的初探所得。惟其一己所感所得,难免有偏颇之处或坐井观天之嫌,愿与志界同仁共商之,并望赐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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