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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陪都纪略》:一部奇特的志书
    • 时间:2015-07-10 来源: 沈阳市地方志办公室 作者:郑德庆
    • 清同治十二年(1873)夏,《陪都纪略》一书在陪都沈阳城刊刻面世。时隔140年后,由于刻本流传极少、世人鲜知,对这部书的研究亦停留在一般性的认识上,以至于认为它不过是一部描写市井风情的杂书而已。其实,这部书在沈阳文化典籍中占有重要地位,特别是对沈阳方志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

      纂写这部书的作者是著名的清末文人刘世英。其人,字晓棠,号卧云居士(生卒年不详)。曾编撰《新安笔记》、《赤峰呵冻记》和《陪都纪略》等著述。其中《陪都纪略》是他纂写的一部有关沈阳历史的志书。

      1644年清入关之后,盛京,今之沈阳,因其特殊的地位,成为陪都或陪京。刘世英为燕人(北京人),平生好学,博览群书,其“自序”曰“行年未壮,足迹半天下。即经历于耳目者,必随笔而录之。”曾南下河南新安,北上内蒙古赤峰,于同治六年(1867)至十二年旅居盛京六年期间,深感“陪都遗迹,知者甚稀。伏思盛京乃国家发祥之地,流风善俗,具在志乘,承平日久,今古或殊。于是询其土俗民情,查其景物时尚,地理之远近,山川之形势,采集群书,参合时叙”,纂辑成《陪都纪略》一书。

      志乘之身 沉睡百年

      《陪都纪略》是一部什么样的书,自这部书刊行上百年以来未有定论。中国现代历史学家、方志学家傅振伦认为:“自古立言之士,每有撰述,辄先定体例”。所以,此书书名、属性和体式大有考究。“纪略”一词通俗解释是:纪者,记也,即记录的意识;略,大略的意识。纪略,即记录事物的大略的一种文体,属于史志体裁之一,如《四库全书总目·史部》载有清代《兰州纪略》、《台湾纪略》、《龙沙纪略等。

      志书有三个基本属性,即资料性、全面性和地域性。《陪都纪略》全书近4万字,纵贯古今,详近略远,比较全面、详细、真实地记载了盛京、沈阳地区的地理、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历史状况,史实资料丰富,存史价值明显。其记述地域范围也十分明确。陪都,是一个城市概念。清代“盛京”一名首指陪京沈阳城;也泛指东北三省。《陪都纪略》所记疆界,言及整个东北,然其内容却以沈阳城及城郭范围为主,外地之事只占很少部分(10%左右)。这一点不但从全书内容上看得出来,而且从四幅地图上也可晓得作者意图。四幅地图依次为“天下地理图、盛京三省图、沈阳城垣图、奉天街市图”,无不以留都盛京、或奉天即沈阳为主要记述范围。另外,以横分竖写、述而不论的笔法,彰显了《陪都纪略》的志书体例特点。

      大凡志书,一向以横分竖写为要。那么《陪都纪略》是不是具备这个特征?正如卷首“自序中所言:此书“分门别类,纂辑成篇”。全书内容结构采用传统的纲目体,分为上下二卷,每卷之下各领9个门类,共18个门类;门类下共设有500多个二级条目。编排较为合理,前有序、中记事、后有跋;左图右史,图文并茂。具体点说,上卷条目设有盛京总论、图型便览、天时地利、留都十景、沈阳胜迹、民风土俗、山川物产、庙会游胜、文人翰墨;下卷条目设有对联巧合、新闻志异、儒流术士、时尚世繁、元宵乐事、市廛交易、服饰日用、诸般技艺、奉城杂咏。一仿官修志书绪论开篇、艺文殿后之传统方法。条目名称俱为四字,与旧志稍有不同,如“市廛交易”,传统志书用“市廛”即可,而非一律对衬。这反映了作者追求的文学色彩,不过这不影响本书仍符合旧志书的体例要求。而且,《陪都纪略》没有虚构故事,全是作者本人实地考察或据实而书,这一点勿庸置疑。

      有一个不曾为人们注意的细节:在《陪都纪略》卷首“自序”中,刘世英把书名又写成《陪都略》,与其说这是作者给书命名时犹豫不决、把握不准、举棋不定之使然,还不如说是有意而为之,即此书二名均可。除在“自序”中有“略”之名外,全书还有多处提及。如在“凡例”中两处自称书名为《略》;在介绍《陪都志略·图目》时写成“陪都略”;在《留都十景·神碑幻影》中有“可入陪都略篇”之句;在“跋”中之款后亦书为“陪都略卷终”。《陪都纪略》的刊出,得到刘世英的5位文友赞赏。于是,刘世英写到“是志告竣,友人口赠成语”。其文友袁炳堃赠曰“叙次志贤,感怀作志,揽观古事,俯视时流。”由此可见,刘世英本人和文友都认为《陪都纪略》是一部志书,也可称为《陪都志略》。叫《陪都志略》是《陪都纪略》的异名。

      总之,《陪都纪略》也称《陪都志略》,是一部地地道道的志书,是一部比较全面的综合志书。

      另类志书 不同寻常

      传统志书的编纂方式有纂辑体、撰著体等多种,很少有用辞赋体修志的。东汉班固撰《两都赋》,铺叙西都长安和东都洛阳的繁华富庶。张衡模拟班固撰《二京赋》,晋代左思撰《三都赋》,铺写京城的山川、建置、宫室、苑囿、街衢、市肆、胜迹、动植物,以及民情、风俗、百戏、商贾、游侠、辩士等等,其内容类似都城志,其形式为当时流行的赋体,特征属事类赋,以类铺叙事物,因此后世有人模拟辞赋体而写志。辞赋形式有赋、骈文、诗、词等,以讲究格律,甚至押韵为特点。辞赋体志书大都和异物志有关,现知最早的异物志是东汉杨孚的《南裔异物志》,就是用赋体写成的。辽宁大学教授、著名方志学家王晓岩《方志演变概论》认为,由于赋体“受韵律限制,以辞害义在所难免,甚至会因为迁就体裁而影响志书的内容。”因此宋代以后辞赋体志书已不多见。到了晚清,乡土志盛行,辞赋体志书偶或出现,那是为了学生的诵记。

      说《陪都纪略》是一部很另类、很奇怪的志书,那是因为它采用了赋、韵语、诗、联等叙述事物的形式,给自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文学面纱。《陪都纪略》使用远比志书多得多的体裁,有序、论、赋、志、图及图说、韵、记、诗、附、告示、联、题刻、跋等十余种。其中,以序、凡例、论、志、图及图说、记、考、跋等8种为叙述体裁,以赋、韵语、诗、联、题刻等5种为韵文体裁。将两者对比后发现:全书以叙述体裁写成的条目不到百条,而以韵文体裁写成的条目多达400余条,占绝对多数;叙述体裁虽然种类多、条数少,但大多置于卷首或正文上半部,韵文体裁刚好相反。叙述体裁以志、记为主,近50条,占叙述体裁条目的一半以上;韵文体裁以韵语、诗词为主,其中韵语多达260多条,诗词70多首,占韵文体裁条目的80%。《陪都纪略》既采用叙述体裁,又使用韵文体裁,并以韵文体裁为特色、记实写实的志书体例和手法,记录或反映了盛京、沈阳的历史与风物,表明了它不是什么文学作品,而是方志大家庭中一部特别的志书,即辞赋体志书。

      辞赋体志书,清代已很少见。《陪都纪略》为什么还使用韵文体裁写志呢?探究其因,大概有以下几点:一是如前所述,志都市民情、风物掌故之作自古有之,谓之都城志、异物志,是一种传统的叙事形式。该书《陪都赋·序》云:“辞惟记事,意取通俗”,是时人的认识与习惯。二是传统志书均为官修,视为正统正宗,百姓难得一见尔,如乾隆十三年(1748)编修的《盛京通志》为武英殿本,外间流传极稀。私人所纂,源于民间,适于民众,故此有别于传统志书。三是受文坛风气影响,加上刘世英个人文才之使然。有清以来,康、乾、嘉、道四帝10次巡幸盛京,题咏盛京宫殿及城内景物的诗赋多达120多首,如乾隆的《盛京赋》、嘉庆的《盛京颂》等等,形成特有的清帝东巡文化,对后世影响较广。刘世英在盛京广交文友名士,时常作诗题联,故其有所记“迩来群贤毕至,各有所长,志入卷中,共瞻高雅。”如描写“君子之风”有“见义勇为,千金不惜,树德裕后,观梅诗集”之赞联;描写“墨梅如生”有“疏影横斜,枝干古雅,信手挥来,香崖笔法”之联句。四是好多地方史事掌故口碑相传,但年久淹没、失传;采用韵文,字句整齐押韵,便于传诵记忆,是为长处。

      1644年清迁都北京,作为东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陪都盛京,人烟稀少,一度荒凉。后经康乾盛世,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勃兴。1840年鸦片战争敲开国门,1861年辽宁牛庄(营口)开埠通商。随之太平天国革命和捻军起义的失败,给已中道衰落的清朝统治以重振精神,同治年间清廷又责令各地修志,以标榜其所谓的“中兴之治”。盛京地区文坛复兴,志书少有刊刻。如有1857年《开原县志》和《岫岩志略》,同治年间《铁岭县志》,以及1876年《朝阳县志》等官修志书问世。然陪京沈阳自康乾盛世修著《盛京通志》、《承德县志》以来未见有新绩,似嫌与陪都地位极不相符。当时,盛京著名的会文山房、沈阳书院和藕乡诗社等,聚集了一批有志之文人名士。他们秉承流人文化风气,以文会友,赋诗作联、编史写志、著书立说,邸玉圃、金居敬、李小南、刘世英等即属此列。刘世英纂写《陪都纪略》即便身患疾病、居屋破漏,也未曾停息一刻。他在“跋”中说“入夏以来,四十日连阴伏雨,无有不漏之屋。余宿有肠癖之症,复受湿潮,竟成痔瘘。是书未半,随觅刻刷匠人,昼夜赶办……”可见此书是作者在患疾多年的情况下纂写而成有的,其毅力令人钦佩、敬仰。其文友对他纂志之举推崇有嘉。文友李明轩赠联曰“气清和乐得之于古,文品清俊类其为人。”高杏楼赠联曰“万卷古今消永日,一时冠冕属高风。”

      私纂之举 功不可没

      刘世英和《陪都纪略》成就了沈阳三个创举:康熙二十四年(1685光绪三十四年(1908220余年间,沈阳未见官修志书之举,《陪都纪略》无疑填补了这一空白;《陪都纪略》既是一部沈阳现存最早的综合志书,也是一部罕见的辞赋体志书;刘世英本人也成为沈阳私纂综合志的第一人。这是他本人当年不成想到的。

      志书分官修和私纂两种,官修即由地方政府主持编修的志书,私纂即由民间个人纂写的志书。以往,人们只重视官修志书,而忽视对私纂志书的研究。在1873《陪都纪略》写成前,沈阳地区共有三部官修志书:元代沈阳路图册》是目前沈阳著录最早的地方志书,以后又编有清康熙年间的《奉天府志》(1657)、《承德县志》(1685)两部志书,只可惜,这三部志书均没有传承下来。直至清宣统二年(1910)三修《承德县志书》的问世,沈阳才有了现在最早的官修志书。《陪都纪略》成书年代远比《承德县志书》早了38年,成为沈阳现存最早的综合志书

      旅居沈阳,苦作六载,刘世英遍览辽东群书,结交辽沈文友,执著纂书修志,拾遗补缺,绘制舆图,存真求实这本志书虽出自他本人之手,但众文友为他纂志热心襄助。一来采辑了明代《辽东志》和清代《盛京通志》、《宁安县志》、《锦县志略》等史志札记,如同卷首“自序”中所言“(盛京)通志内有与时相符者,择而录之。”二来收录了字数不少的他人作品。从《陪都纪略》中查得,在刘世英结交的盛京文友中为他提供文稿的有十四五人之多。如直接采用盛京城著名的会文山房经营者邸玉圃提供的“未成编”的《陪都景略》之数篇文章:盛京工部侍郎柏静涛的《<陪都赋>序》、盛京学政使彭宝臣的《陪都赋》、北镇文友韩晓春的《奉天设官序》,盛京名士、乡诗社诗人李小南的《沈阳八十韵》和邸玉圃的《盛京论》等。

      《陪都纪略》保存了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成为官修志书重要的补充

      其一社会经济资料。传统志书轻经济、重人文,而《陪都纪略》对经济方面给予浓墨记载。仅山川物产和市廛交易两门类经济资料多达207条,占全书条目的近40%。如有闻名关东的人参、貂皮、靰鞡草“三宝”,以及金沙、岫岩玉、金钱豹、水獭、鲟鳇鱼、山蚕、柞木、芍药等矿产、动植物、草药、海产品等等,尽展东北物阜丰沛。而其笔下盛京城内的市、行、铺、庄、局、店、锅、房、号、楼、馆、当、堂、坊、窖、园、厂等几十种市肆百业,更是兴隆繁华。

      其二风俗民情资料。这方面的资料相当丰富,有民风土俗、庙会游胜、元宵乐事、服饰日用等条目,尽显东北古老的民风习俗渊源流长,虽一些民俗今日消失,但像今天仍然流行的吃火锅、火燎榛子,逛灯花市、庙会,跳秧歌、耍龙灯和龙船,洗大澡堂子、外出耍青,以及“跑、工夫市经济”等生产生活习俗,其生命力之强、影响之深可见一斑。当然也描述了吸大烟、赌博和算命等一些陋习。

      其三科学文化资料。1840年以后,近代西方地理观念传入中国,其志将经纬度概念引入绘图之中。对关东四季节令,有“严冬日多,伏热不久”和“冬春冰雪,夏秋阴雨”等特点的真实写照。还有对火山喷发、日蚀和水灾等自然灾害的记载。对古迹轶闻、民间技艺、文房书院,以及诗词题咏等诸般文化、艺术悉数收录。如戏法(今魔术)、洋景(拉洋片)、把式(武术)、女落(评剧)、评词(评书)、相声、大鼓等十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在150多年前的沈阳早有流行。

      其四政治军事资料。皇城宫殿、陵寝御苑、王府官邸、衙署公廨、道观寺庙等,以及皇帝功臣、贝勒亲王、将军总兵、达官显贵、八旗子弟、文人墨客、市贾商人和学子戏倌、星相术士、庶民百姓等各色人等无不涉猎。像元代政治家、著名学者耶律楚材,清代大司马、著名诗人铁保,关东才子王尔烈和喜晓峰,湖广道御史、辽东流人郝浴等名人轶事多有提及。有点令人遗憾的是,“原稿本有念四门,因刺世直言,恐招物议,故删之。”

      “皇姑屯”这个名称,世人皆知。其名因“皇姑屯事件”而闻名中外,但很少有人知道它的来历,据《陪都纪略》“沈阳城垣图”及“开国佐运文武功臣墓志”,首次清楚地标注了“皇姑屯”三字,以及地理方位。“皇姑屯”来源于“皇姑坟”,“皇姑坟”即“芬古坟”,“芬古坟”即多罗贝勒芬古之墓,芬古即爱新觉罗·费扬古(又称“篇古”),是努尔哈赤之胞弟舒尔哈齐之第八子。芬古是费扬古的谐音,“皇姑坟”是“芬古坟”的讹传。《陪都纪略》成为“皇姑屯”名称由来的最有力的证据。正是由于刘世英的悉心收集,善采众长,才使《陪都纪略》能“聚珍”、“博闻”,彰显特色,独载于史册。

      《陪都纪略》虽说在沈阳文化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但也难免有失。一是体例不够严谨。在编排上没有严格依照其“十八门”类分工编辑条目,如“沈阳古迹”门类下又有“奉城古迹”条目,除记录有关沈城古迹内容外,又记录了锦州市医巫闾山和笔架山、鞍山市千山、铁岭市龙首山和黑龙江省宁古塔得林石等外城条目,造成归属不当。二是刊刻错误甚多。由于急于刻印,校对匆忙,导致这部志书差错疏漏之处多达百处。明显之错如刻印者“纪”“记”不分,将书眉上的书名误刻为《陪都略》,造成书名有三。三是与旧志一样,歌功颂德的皇权思想、封建迷信思想亦充斥志中。

      金子总会闪光的。百年以来,《陪都纪略》宛如一颗志苑奇葩,绽放异彩,影响非凡,后世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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