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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浅析年鉴的发展与创新
    • 时间:2012-06-27 来源: 由作者刘莹提供 作者:
    •   年鉴如何更好地发展,在发展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是摆在每一个年鉴人面前的一个课题。笔者将从以下几方面就这一问题浅析,与年鉴界的各位同仁共同探讨。

      一 年鉴的定义及发展简史
       

        (一)年鉴的定义。年鉴到底是怎样的一回事?很多从事年鉴工作很多年的编辑、作者也没有去系统地做过这方面的功课,当然这与当前我们的编辑和撰稿队伍不稳定不无关系,但在此这不是我们讨论的重点。我们知道,年鉴的定义是这样的:年鉴是以全面、系统、准确地记述上年度事物运动、发展状况为主要内容的资料性工具书。它汇辑一年内的重要时事、文献和统计资料,按年度连续出版,它博采众长,集辞典、手册、年表、图录、书目、索引、文摘、表谱、统计资料、指南、便览于一身,具有资料权威、反应及时、连续出版、功能齐全的特点,属信息密集型工具书。由此不难看出年鉴具有向读者提供一年内全面、真实、系统的事实资料,便于了解事物现状和研究发展趋势的作用。有了这一明确而具有指导作用的理论依据之后,在工作中就不会使我们偏离方向。
        (二)年鉴的产生、发展及现状。年鉴的产生有几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年鉴的编纂始于欧洲。英国哲学家培根在其1267年出版的《大著作》中已使用外国年鉴中有关天体运动的材料,这说明至少在13世纪中叶欧洲已有类似年鉴的出版物。当时欧洲一部颇有影响的年鉴是由德国数学家、天文学家雷格蒙塔努斯 (1436~1476)于1457年编纂出版的,主要记载时令节气、天文气象等。 以后,德、英、法、意、美等国曾出版了数以千计的各类年鉴,著名的如《世界年鉴》、《咨询年鉴》、《惠特克年鉴》和《政治家年鉴》等。 在西文各类年鉴中,冠以yearbook的为数较多, 一般既有文字叙述, 也有统计资料,如《联合国年鉴》; Almanac一词源于中世纪的阿拉伯语,在英语中被赋予日历、历书的含义,称almanac的则以统计资料见长,如《读者文摘年鉴》; 称annual 的一般以文字叙述为主,如《外科年鉴》。各类年鉴的编纂方式虽各有侧重,但称谓时有混用,区分并不严格。 到18世纪,其内容转为包含丰富知识的工具书。1732年由美国文学家本杰明·富兰克林主编的《穷理查历书》比较著名。还有一种说法是:已知并存世的1884、1886、1890等年的《澳门年鉴》及更早创办出版的《海关中外贸易年刊》是中国最早的年鉴 。还有另一种说法是:中国的年鉴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其依据即:成书于14世纪40年代的《宋史·艺文志》,该书就有《年鉴》一卷,可惜已经失传。无论哪一种说法成立,都说明了一点:年鉴绝不是新生事物,无论说其是舶来品也好,或者说其是“地方土产”也罢,都已经有百多年以上的历史。解放前我国曾陆续出版过一些综合性年鉴(如《中国年鉴》、《世界年鉴》、《申报年鉴》)、地方年鉴(如《上海市年鉴》、《台湾年鉴》)、专业性年鉴(如《中国经济年鉴》、《中国电影年鉴》)。其中《中国年鉴》于192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是当代出版史上一部综合性年鉴。
        年鉴的大发展是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开始,1980年首先破土而出的是《中国百科年鉴》、《中国出版年鉴》和《世界经济年鉴》等6种年鉴问世。30年来,国内正式出版的年鉴由6种增加到2500多种,期发总数达到数百万册;年鉴专业工作者由数十人增加到1万多人,撰稿队伍达到数十万人。年鉴在新世纪最初几年中,呈现了质量有显著提高并且数量也在奇迹般地高速发展,出现了过去从没有的一个十分可喜现象。全国3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特别行政区都有了综合年鉴,省级年鉴系列已经逐步形成;全国统计年鉴有100多种,从国家统计局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直至很多市、县、区统计局都有,中国的统计年鉴系列也在逐步形成中 ;中央及地方的专业年鉴在近二十年中也如雨后春笋般地竞相出版。这种大发展带来了年鉴的春天,可是随着这种数量井喷式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一丝隐忧,目前年鉴的基础理论还处在初级阶段,还没有形成一整套完备的体系,那么在这种“百家争鸣”的大背景下,年鉴的创新又该从何而谈呢?
       

      二 年鉴创新的定位及方向
       

        (一)年鉴创新的指导思想   笔者认为首先应该从思想上加强认识。年鉴要发展、要创新,必须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贯彻“以人为本”的精神内涵,做到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从而解决目前中国年鉴界“千鉴一面”的客观存在,这是年鉴创新的指导思想。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创新就要不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实践没有止境,创新也没有止境。我们要突破前人,后人也必然会突破我们。这是社会前进的必然规律。”年鉴要创新就必须正确地树立创新思想,既不能因循守旧、抱残守缺地低头办鉴,又不能搞哗众取宠、不合乎年鉴规范的花样架子,这是我们每一个年鉴工作者在进行年鉴创新中必须遵循的。
        (二)内容的创新是着眼点   创新的内涵是全方位的,包括年鉴的内容创新、品种创新、形式创新、机制创新、体制创新、思想理论创新六个方面,创新的方向是六化:即个性化、风格化、多样化、系列化、数字化、集约化。这已经形成了年鉴界的共识。在此基础上笔者认为,内容的创新是所有创新工作的重点,而规范是创新的前提。
        1.年鉴的创新是在规范的前提下进行的。年鉴开展创新的说法可以说是提了十年,创新的热度也从来没有减少过,2009年在扬州召开的第19次全国城市年鉴研讨会上,将年鉴的规范与创新作为大会的主要议题,而不只是把创新作为年鉴研究的主要议题。这恰恰说明了在经历了十年的探讨和热议之后,我们从最初的多方求索逐步向理性的道路回归。规范是年鉴工作的立身之本;创新是年鉴事业的发展之路。 年鉴的发展离不开创新,创新是保持年鉴事业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的生命力,而创新又必须在规范的基础之上进行。创新和规范本就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所谓创新就是打破条条框框,抛开旧有的建立一个新的;而规范是约定俗成的、明文规定的标准。规范与创新在年鉴工作中既是相互对立的,又是辩证统一的。正是二者的矛盾运动,推动了年鉴工作得以循环往复、不断向更高层次发展。规范是相对的,不断完善的,而创新是永恒的,不断发展的。二者是在对立的基础之上的互动,只有不断创新,才能将规范不断完善,也只有在规范的基础之上去创新,才是符合“年鉴”基本功用的创新,那些舍本逐末、反裘负刍式的创新是我们应当摒弃的。
        2.年鉴的创新要在内容的创新上下功夫。首先,架构要紧跟时代的发展。我们知道,年鉴的内容应该是连续性的、相对稳定的,这是框架所决定的。年鉴的事业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也经历了阵痛。由于很多新生事物应运而生,而年鉴作为一个集年内社会全方位的总成,如果仍然沿袭着旧有的框架和篇目,那么很多新的内容就不能在这一集年度大成的资料书中体现。也因此,我们作为年鉴的编撰者就不能拘泥于已有的框架和篇目,而要将一些新事物和新兴的行业、门类囊括其中,以期达到与新体制接轨。其次,年度的热点、焦点也必须得以在年鉴中体现。迅速客观地将社会的热点、焦点在年鉴中反映,这就要求不但在框架上予以体现,还要将相应的二级目、三级目进行调整,让这些新的信息分门别类地放置并体现年度特色,把社会各阶层关心的重点工程建设、下岗职工再就业、最低生活保障、失业、医疗、保险等情况及时、客观地记录下来。再有,要将空、大、虚的内容压缩再压缩,而要增加有价值信息含量,以适应不同读者群的需要。要将年鉴的“官书”读者群定位拓展到更广泛的读者群,读者群定位的变化,对年鉴信息的广度和价值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提高作为工具书的年鉴的实用性,就要尽可能地在年鉴的内容上能够加大可用性、加宽连续性、加深价值性,尽可能地从读者角度出发,刊载资料性强、信息量大、价值量高的内容,充分发挥为现实服务的功能。最后,年鉴也应收录一些具有历史时期定位的延展性资料。年鉴在记述过程中是年度性的,但为了反映某一特定事件、某一阶段性的情况及重大历史事件,也须收录一些这样的资料,这不仅仅使读者能够看到事件的全貌,还可以为把握事态的变化和发展趋势提供参考,更是使年鉴资料具有了连续性、深刻性、完整性和立体性。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加快发展文化产业,认真落实文化产业振兴规划,精心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推进文化产业结构调整,培育新的文化业态,提高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要精心打造中华民族文化品牌,提高我国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这是对整个文化产业的新要求,更是年鉴事业的发展方向。年鉴事业的发展需要创新,年鉴事业的振兴需要精品,年鉴工作者需要脚踏实地、不懈努力,才能更好地为读者服务,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真正实现“常编常新”,实现年鉴的长期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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